首先，发展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它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还处在经济贫穷落后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受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更加趋于恶化，经济增长率显着下降，债务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收入急剧减少，通货膨胀严重，资金严重短缺，再加上贸易条件恶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因素，占世界人口大多数国家的贫穷落后必然影响到全人类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繁荣。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解决发展问题的途径有很多，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南南合作，加强内部的团结与合作，联合起来实现经济互补，增强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南南合作取得了重要成果。在论述南南合作的重要意义时，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
同时，“南南合作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团结有利于改变南北力量的对比，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
其次，发展问题也是北方国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它关系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南方国家是北方国家的重要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还是北方国家工业产品和科技成果最广大的市场，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石油为例，美国每年进口的石油占其原油总消费量的45%，其中的27%来自于中东；日本所需原油的95%依赖进口，其中64%来自中东地区；西欧国家石油的67%依靠进口，其中40%来自中东。此外，美、欧消费的可可、咖啡和茶叶等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邓小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开展积极的南北对话是解决南北差距拉大，促进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有效途径。南北方国家应通过对话的形式，加强双方经济合作，逐步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北方国家的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剥削和掠夺南方国家基础之上的，因此应该通过减免债务、提供资金援助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经济困境，促使其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南北对话在70至80年代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阻挠，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陷入困境，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促使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再次，发展问题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世界各国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里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和密切。在资源的开发、配置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应用方面，国际分工和协作达到了高层次的水平。在这种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融合程度也进一步加强，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与一致。发展中国家占有世界陆地面积的67%，世界总人口的75%，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70多个，占总数的85%。拥有世界石油总储量的79%和51种已知稀有金属中的30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有着繁荣世界经济的巨大潜能，是世界市场的最大组成部分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因此，忽视南北问题的重要性，不从根本上解决南北问题，人类的发展将面临困境。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观察和认识，“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除了加强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之外，关键在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国际经济旧秩序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为特征，是大国称霸世界的经济基础和有力工具，其实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其主要特征是由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被歧视，一直遭受不公正、不平等待遇。只有改变国际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社会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早在1974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就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他认为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政治秩序是联为一体的，因此，“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88年9月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时，他又强调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地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西方大国是国际旧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它们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障碍。中国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国际社会广泛合作，继续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作出不懈的努力。
第二节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宗旨和原则。它的核心是民族自决，即各国应把民族发展的大政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内外政策，不受他国的干涉与干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建国后，我们坚持这一原则，体现了新外交的鲜明特色。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深刻、最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政策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了重大调整，赋予独立自主政策以新的内容，使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更加成熟和完善。
第一，我们确立了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不仅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不屈从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而且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不同它们建立战略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跟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总结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不与大国结盟，我们一是可以放开手脚，更加广泛地交朋结友；二是可以与任何大国的霸权主义行为作斗争，并防止被某些大国利用去反对另外一些国家；三是因为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与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引起世界政治力量的失衡，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4月3日通过决议，决定将在特殊条件下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
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是对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新发展。我们改变了原来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建立的从日本到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更加灵活机动，一切从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大局出发，不受任何大国或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左右。今天的中国，既不会因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而放弃与它们改善和发展关系，也不会因为发展和改善与它们的关系而放弃反对霸权主义；既珍惜自己的独立自主，不与他国结盟，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不反对和干涉别国的结盟政策与行为，这样，既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伸张正义，支持人类进步事业，也有利于建立和发展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例如，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强烈谴责伊拉克侵略主权国家科威特，支持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决议，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军；另一方面又反对大国的军事介入，主张政治解决，对武力干涉海湾冲突的决议投了唯一的一张弃权票。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和肯定。
第二，进一步强调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历史上，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经过数代的苦苦探索和浴血奋战，才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在贯彻独立自主政策、扞卫民族根本利益方面，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对于一切国际事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对策。“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二、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
国际社会是由若干个主权国家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系统。影响和制约每个主权国家对外行为的最根本因素是该国的国家利益。主权作为一国区别于其他实体的固有属性，体现为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控制地独立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具有不可侵犯等特征；而国家利益则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绝大多数居民共同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由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三要素组成，是国家在国际社会活动中追求的首要目标。邓小平以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扞卫国家主权，以国家利益为行动的最高准则，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一，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谈到：“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看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所揭示的无产阶级国家利益的根本属性，在于它的人民性。邓小平在谈到有关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国家发展等国家利益问题时，常常与人民的需求、愿望、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表示，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鉴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邓小平特别强调我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一致性，把扞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号召中华民族的所有子孙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共同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贡献力量。
第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邓小平坚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维护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问题上，不容谈判，寸步不让。在与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话时，他坚定地表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特别是东欧剧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扞卫民主、自由的幌子，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裁。在此紧要关头，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决顶住外来压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他说：“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