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丙午烈士慷慨悲歌
清末洋务运动中，随着西方文明和民主思想的传入，清廷高层及思想活跃的督抚要员，也开始注重对中国沿袭下来的刑法予以改良，如取消一些酷刑，并对在押的犯人给予一些较为人道的待遇。1885年，刑部就曾责令各地督抚对关押的犯人安排学习一些手艺，或安置作杂役。1904年，张之洞下发《札臬司饬各属清厘庶狱建设迁善习艺所并严禁滥刑》，责令鄂省地方官对重罪者“设法体恤”。罪不及死者“早日议结”；对“屡犯不悛，难于开除者，亦宜选择宽敞地基，建设迁善习艺所，选匠教习，振其懒惰之心，予以自新之路”。张之洞先派人去日本参观，“兼采东西各国，仍体察中国情势之能行者，量为试办。”并在江夏县衙东侧“购买民地，酌拟图式建造”，新造了一所高规格的监狱，并为监狱的管理定了若干规章，以为全省监狱的样板。
至于监狱中的生活状况，可以参看在北京银锭桥谋炸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的汪精卫《正月的回忆》一文中的描述：“1911年正月在北京铁窗下过的，当时北京的监狱正在改善囚犯待遇不久，比诸以前要人道的多了，但我的脚还是上了镣铐。每三餐叫做老米已很陈，脂肪早已失去了的带色粗米饭一碗，咸萝卜一碟，汤一杯。每五天吃一次豆腐……吃肉是一年三次，端午、中秋及元旦（春节），尤其元旦每人给一斤肉。在狱中过去的这一年正月，忘却一切，贪婪的吃肉。”
湖北模范监狱与武昌红楼一样，曾使用于清末、民国、日伪时期和新中国初期，充当着不同政权的专政工具。可惜现在无从知道，当年还十分崭新的模范监狱怎样监押着日知会的英雄，铁骨铮铮的刘静庵瘐死于哪间牢房。
李亚东被捕后，清吏组织会审，他手执一卷，昂然而入，几经逼供，决不稍屈。之后他被判刑五年，转禁汉阳。狱官江西人熊家骐对他颇加庇护，李亚东在狱中化名皇甫观，竟与友人陈少武合办《湖北日报》附刊《通俗白话报》，以“上逸”为笔名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并暗中组织中华铁血军相互联络，常为军队中的同志出谋划策。武昌起义后，四十二标同志于10月12日在汉阳响应，并立即派胡玉珍、邱文彬等迎接李亚东出狱。
吴贡三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关押了三年才被判刑十五年，罪名是“刷印逆书兼编纂”。他上有老父，下有两幼女，被囚后生计十分困难。在黄州狱中又得重病，虽经亲友、学生、族人多次联名请求减刑和保释，均遭批驳。直到武昌首义后，吴贡三才被乡亲们迎接出狱。
胡瑛名气很大，所以官方特别关注，但又苦于无证据，酷刑之下胡瑛仍拒绝招供。曾写绝命词：“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竞白黄；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长；我自乘风归去也，众生前路苦茫茫。”在巡警道的衙役中，许多人读到这首诗都为年轻有为的胡瑛惋惜。“管狱谈国华更器重之，许字以女。（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让女儿天天来狱中看望，洗濯补纳，胡瑛在牢中还艳福不浅，不觉日子难熬。日知会丙午一案拖延至宣统元年夏天才宣判，胡瑛被判处永远监禁。武昌起义次日，胡瑛由同志欢迎出狱，继续他的革命生涯。
季雨霖在候审所受到严刑逼供，大腿根部及臀部被打烂，在牢房潮湿阴暗的环境中发生溃烂，得不到及时医治。李长龄去探监后，找彭养光商量保释办法。因季雨霖是三十一标三营的督队官，若没有相当级别的长官担保是救不出来的。彭养光辗转托人找到黎元洪，黎协统斟酌再三决定出面，但为了稳妥，他约新军八镇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联合作保季雨霖出狱就医。季雨霖出狱时黎协统还派人送钱来，劝他尽快离开湖北。季雨霖对来人说：“大恩不言谢，黎协统的好处我记在心上，日后必定为黎协统效命。现在不方便去面辞黎协统，烦请兄长转达。”就离开了湖北。后来季雨霖果然报效黎元洪，回来参加阳夏保卫战，并受命为安襄郧荆征讨使转战鄂豫。
在第四十一标左队当兵的梁钟汉被捕后，羁押于武昌候审所。审官问他，你不怕死么？梁钟汉答，笑话，岂有怕死的革命党！大清的规矩还是有所讲究的，中过秀才、有功名的人，只有罪证确凿、夺去功名才能用刑。故梁钟汉免受皮肉之苦。日知会一案久拖不决，后被判刑三年，发交原籍汉川县监禁。汉川县知事知道梁钟汉是本县名门望族，又系留洋学生，特表优待，在监狱里还给他开了两室一厅，寝室和书房都有，与典狱员为邻。其子梁绍栋七岁，在县立小学上学，随其同住，上学放学狱卒都为他开门，出入自由。梁钟汉以狱为家，在狱中读书、写书，也教书——教导儿子：人处最不如意时，偏要从如意时着想；事本万难做到的，决要从难做处用功。武昌起义第二天，汉川得到消息。是日晚间，梁钟汉的妻子张荫兰、七弟梁辉汉和黄警亚、童文轩等集合队伍迎他出狱，县中官绅亦列队欢迎。梁钟汉一出狱，就被拥戴为汉川军政分府主任兼总司令，大展宏图。
刘静庵、朱子龙、殷子衡三人所受的酷刑最为惨烈。“狱中，值殷子衡大病，朱子龙为之照料汤药。殷子衡方愈，朱子龙又患血痢不止，虽经殷子衡仔细护理，仍无起色，延至1907年5月6日不幸死于狱中。弥留之际，朱子龙握着殷子衡的手，念了四句绝命词：‘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诵毕，泪如雨下，对殷子衡说：此不过为后世留半点血痕而已。”（殷子衡《狱中记》）朱子龙咯血而殁，年仅32岁。从其族弟家璠撰《朱烈士元成家传》中所知，其祖“于明洪武八年自江西南昌迁荆门清初再迁江陵”，是明初大移民中的一支。
殷子衡在老家黄冈县团风镇被捕，军警用专轮将其押回省城武昌。当途经葛店白浒山江面时，他伺机跳入江中自杀，被船上军警救起。审讯中，殷子衡被先上弸子，后抽鞭子，直打得死去活来，但他拒不承认萍浏醴起义是刘静庵指挥的。清吏无可奈何，只得暂时把他收押在武昌候审所，后又改押至江夏县狱。过了不久，再把他转到湖北模范监狱与刘静庵同狱。殷子衡把武汉三镇的牢坐遍了，在被正式宣判后，又从湖北模范监狱转往夏口礼智司监狱。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同志曾多次去狱中探望殷子衡，并向他传送消息。但在起义战斗打响后，同志们因为太忙而忘记了去迎接他出狱，直到1911年10月14日这天，殷子衡才率领难友们冲出了牢房。
冯启钧硬把刘静庵说成是刘家运，连其在潜江的父亲和弟弟也受株连系狱。清吏对刘静庵组织会审时，参与审讯的大小官员达十三人之多，盛陈刑杖，故示威严。他们先用甜言诱供，继而百般恐吓，终至使用毒刑，鞭至一千四百下，肉尽见骨。满以为重刑之下何求不得，然而任何酷刑用在刘静庵身上都无济于事。他只承认革命是实，但始终声明自己决不是刘家运。狱吏趁刘静庵在酷刑中昏死过去，便将已伪造好的口供按上了他的指印，重判死刑上报。后来真正的刘家运在湖南捕获了，但湖北当局仍将刘静庵关押，并屡加重刑。将错就错，这样的冤案史不绝书。1908年的《南方报》指出，“鄂省官场，近接湘电，称萍醴匪首刘家运在常德牛家塘地方缉获，去岁所捕刘静庵，指为刘家运，显系邀功冒赏。”刘静庵至死不松一口，如此坚贞不屈，被难友们誉为“铁汉”，被同志们誉为“革命完人”，被教友们誉为“活着的耶稣”。
“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刘静庵《九月初七日移新监作》）武昌起义爆发三个月前的6月12日，刘静庵因伤重而病逝狱中，年仅37岁。胡兰亭为刘静庵收殓，将其葬在武昌伏虎山麓。可怜老母亲金氏在武昌圣马可堂看到儿子“抚棺痛哭，晕死者再；几不识其之真相，盖骨瘦如柴，年仅三旬而须发尽白也，其为国所受之苦，可以想见。”（殷子衡语）献身革命的刘静庵只是给母亲留下一首《几回梦》：“几回梦里回家去，拜见阿爹和阿娘。绣幙慈颜依旧好，画堂春色未更常。牵衣握手咽难语，集喜丛悲感倍怆。忽儆谯楼更鼓紧，园扉回顾泪阑干。”抒发了一个儿子忠孝难以两全的怆然之情。
“矮子矮，一肚子拐（坏）；矮子矮，剁八块。”这则童谣是武汉人当年咒骂心狠手辣的“冯矮子”冯启钧的。这位巡警道大人前几年在科学补习所案中无功而返，备受奚落，脸上无光。这一回因日知会案牵出了前案，可谓砍柴掳兔子，顺带的，真把憋了几年的恶气一起出了。
冯矮子把刘静庵当做日知会匪首，往死里整，对既是科学补习所又是日知会发起者的张难先，也是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据说张之洞看了张难先的自供状后击案叫好，认为极具文采，还把供状推荐给幕僚们看。但张之洞未必公循私情，当幕僚梁鼎芬以为他的意思是将张难先从九人中分出不判死罪时，张之洞摇摇头说：没有这层意思。古往今来，哪里没有几个冤魂？他既然已经被捕，而且又承认革命，还声言要杀就杀，我们就成全他吧。
本来要把在押九犯在腊月二十六全部问斩，以轻轻松松过个好年。不料随后丙午日知会案有所松动。原来，在这9人煎熬于牢狱之时，武汉三镇还纷传清廷拟定了缉捕余日章、张纯一、黄吉亭、陆费逵等日知会人士的第二批黑名单。美国圣公会在湖北的华籍传道人和广大信徒，以及军学界的日知会会员等，此时人人自危。在这危急关头，圣公会吴德施主教致函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要求出示罪证，否则立即放人。同时，他还一边电告北京的美国公使，促请其务必疏解；一边又向美国政府报告，请求国务院转电美驻北京公使前往清廷外务部交涉。此时，恰逢基督教世界青年会总干事穆德（john R.Mott）博士去日本开会途中路过湖北，于是吴德施赶紧请他马上去北京，协助美国公使乐克希（W·W·Rockhill）一道开展营救。同时，吴禄贞、程家柽等“设法曲全，向官厅缓颊”，利用各种渠道，向清庆王、肃王上条陈，建议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廷一方面迫于美国的外交压力，一方面出于缓和满汉矛盾的考虑，乃于1907年2月7日电令湖广总督“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办理”，免除了他们的死刑。改判吴贡三15年、殷子衡10年、李亚东5年、梁钟汉3年……没有“从重从快”，也避免了冤假错案。
1907年4月，张难先在狱中感受风寒，头痛难忍，狱医无治。公益社彭养光得到消息，联系沔阳同乡会黄福、王邵恂等出面，具名保张难先出狱就医。冯启钧拿了银子，也知道张之洞的态度，就做个顺水人情，把张难先放了。
风生水起的日知会案就这样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