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辛亥武昌首义史》里的说法，刘重喜感到十分诧异。因刘同在重庆的子女曾告诉她，刘同于1952年4月过世，怎么可能在1956年跟贺觉非有“谈话记录”呢？但她还是向重庆写信征询过，收到堂叔婶们寄来的证明：“我父亲刘同生前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民权路分理处工作，于一九五二年四月死亡。发扬发美发运发强二零零七年二月十日”刘发美还另书一封：“父亲已死多年，刘家的历史已无资料留下，我都麻木了，不管这些抹着良心编黑话的人怎样造谣污蔑，我只想让死去的能安息！当然能澄清事实最好！”刘重喜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她2007年底给冯天瑜教授去函，冯教授的第一次回信恰逢她所在学校搬迁而丢失，后来冯教授再次回信。原文是：“因贺老与我合作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时，他只提供以前所写草稿，而贺老字迹甚草，难以辨认。他于1982年底辞世后，又无法核实他早年采访辛亥老人的笔记，这使得首义史中留有少数不确文字。以后若有修订，再版该书机会，一定将其改正。如无法核实的处所，则加删削。”
刘重喜最后肯定地说，宝善里机关炸药起火其实与刘同无关。
真实的情况怎样呢？刘重喜向我们提供了她叔叔刘发慧的原稿。其中写道：“刘同当时只17岁，在武昌昙华林文华书院读书……十月九日是星期六，下午五点，刘同从学校步行到汉阳门坐木船过江到哥嫂家度周末，天快黑了才到达宝善里1号，不料伸手敲门即被暗探捕去。……在一个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间内，孙武被烧得遍体鳞伤，假若刘同在场，为什么未受伤甚至连头发也完好无损？火药爆炸后，在宝善里14号内工作人员如刘公、李春萱等立即撤离现场，假若刘同是肇事人，为什么却自投罗网？”
其实原武汉市图书馆馆员沈畴春1961年撰文说过此事，“钟雨亭手捧烟袋站在门口，一面抽烟，一面找孙武谈话。当孙武回头作答时，手中偶然疏忽，将盛硝酸的玻璃管碰倒，硝酸流入炸药内，炸药立刻着火……”他引用孙武的儿子孙刚的话：据乃父生前所述，告以当时炸弹失事的真实情况是孙武所燃。追究刘同吸烟引燃火药说之由来，刘重喜认为是有人在刘公身上找不到污点，只有栽赃刘同。
至于有关刘同的其他记述，如当天黄昏，刘公要刘一（李淑卿）和刘同去把宝善里1号的重要东西取出来，被潜伏的暗探们一拥而上抓获。“昨日深夜，《汉口日报》记者前往俄租界巡捕房采访，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由于想进入一个可疑的房子而受到讯问。被捕的两个人移交到夏口厅。”刘重喜认为这是可信的。有人说刘同在燃烧之后回到宝善里1号，后来刘公要他返回14号去取重要文件时被抓，显然不合情理。再如，刘同被捕后，因经不起满清官吏的威吓，供出实情，使清吏在武昌大捕党人，破坏小朝街军事机关。武昌首义成功，刘同出狱，受到同志们的责备，因为刘公的关系，没有更严厉的处罚。刘同也自认错误严重，始终未过问军事政治方面的事情。刘重喜认为，刘同并没有在牢中招供，连龚霞初也说“问了汉口两个人，没问出东西来”，当时情况可能是还来不及审问到他这个小孩。据熊秉坤回忆：汉口长清里亦遭破获，捕去龚霞初及刘氏叔、嫂等同志二十余人，刘氏叔嫂惧刑，稍露党中内幕。又有刘某、齐某，意志不坚，亲投张彪告密，张密令搜捕。还有的说刘淑卿“临危不惧，坚不吐实”。种种说法，不知相信谁。
还有更离奇的说法，丁格尔在《中国革命目击记》中说：当晚，清方接连进行好几次搜捕。次日早晨，有四个男子被处决，其中包括刘公的弟弟。总督曾令人拷打他，迫使他招出刘公的藏身之地……丁格尔还引用刘公的话说：“我立即命令以白布缠臂为标记，务必于当晚十时起义。这一时间，也就是瑞澂决定处斩我兄弟的时间。”
刘重喜说，照这样说来，刘同是英勇而没有招供的，他应该跟彭刘杨一起并称为武昌首义四烈士了。但是，刘同并没有被官府当时处死，事实真相是，他死于四十年后的五十年代初。抗战期间他们全家避难重庆，刘同在中央银行供职。解放后新政权自觉立足未稳，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难免错杀无辜。1952年4月的一天刘同下班后没有回来，很久后家人被告知他自杀了。后来猜测，他极可能是被怀疑为潜藏特务而遭秘密处决。
28.三镇牢记彭、刘、杨
“彭刘杨路到了。”每天经过武汉的咽喉要道长江大桥武昌桥头，乘客就会听到公交车上的这句语音提示，三个历史人物被这座城市整天念叨着。
彭刘杨，是和武汉三镇“武阳夏”一样铿锵的三个音节，也是这个城市叫得最响的辛亥符号。然而并不是每个本地人都知道它的含意和来历。
彭、刘、杨，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也不是按官职大小为序，或许是按被害先后为序。
10月9日晚上，小朝街85号机关往来党人络绎不绝。有人从街上叫来一个放留声机的人，打开匣子，一遍遍播放《三娘教子》、《华容道》、《空城计》等戏，掩人耳目。9时多，牟鸿勋跑来报告，外面风声很紧。蒋翊武和留下的彭楚藩、刘复基、梅宝玑、陈宏诰等人商议是撤是留，一时都拿不定主意。潘善伯本想在那里不走，刘复基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危险，这里有我们守着就行，硬是把他推下楼去。“万家灯火，在灿烂中静寂无哗。一般市民，沉沉的陶醉在黑甜乡里。但是坐在机关内等候钟点的人们，都是极其兴奋的。”（蔡寄鸥《鄂州血史》）将近10时，楼下有人拍打院门，分外震响。“谁？找什么人？”门内的人问。“找你们当家的呀，快开门！”门外话音未落，军警随即砸开院门一拥而入。刘复基打开小型炸弹上的引信，用力向楼梯口扔去。没想到楼梯狭窄，炸弹碰到栏杆反弹到楼上，只听到轰地一声，刘复基仰面倒地。结果在场的革命党人全部被捕（一说彭楚藩等在邻居的屋顶上摸黑逃走时，从警察高等学堂宿舍的房顶上坠落下来被捕），军警还将房东张廷辅的妻子贺氏、岳父及使唤丫头一个不少地带走了。
一根辫子救了蒋翊武的命。到了巡警道内，有人看他头上拖条大辫，身着一件旧袍，一副乡下人的土打扮，对他不予注意，趁此机会蒋翊武在混乱中溜走。陈宏诰的父亲在巡警署任科长，有几个警察小循私情把他放走了。
此前的黄昏时分，和邓玉麟一起去过工程营的杨洪胜手提竹篮，内装子弹外覆青菜，再次前往工程营“送货”，结果无功而返。回到第十五协西营门外时见自家店内有人搜查，原来是在稽查营总办李襄麟手下任差弁的邻居李国栋举报召来军警。杨洪胜转身就跑，边跑边投出三颗小型炸弹，都没有炸到尾追不舍的军警。杨洪胜跑到工程营前面的伏龙寺后菜园内躲藏，被军警搜索出来，押解到湖广总督衙门。
9日深夜至10日凌晨，瑞澂总督立命组织军法会审。即使像清朝这样的专制社会，这样的谋反大案也是公开审判，允许旁听的。故半夜三更，制台衙门仍人山人海，围观者很多。瑞澂担心革命党人混在中间行刺，指派督练公所总办、参议官铁忠为主审，司道、汉阳知府双寿和江夏知府陈树屏、巡警道王履康为陪审，自己则同师爷张梅生、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签押房后指挥一切。所有军政要员都集中于此，足见案情重大。
关于彭刘杨三人的庭上应对有多种说法，下面的叙述难免出入，权陈一说。
彭楚藩第一个走上历史的断头台。
据汉阳人王保民1961年回忆，彭楚藩字青云，原名祖藩，湖北鄂城人，忠厚强悍，坚贞不屈，少年好学，通经史，长诗文。16岁投笔从戎，初入炮队充当兵士，每天奔至各队从事革命活动。后改名楚藩，入宪兵学校，毕业充陆军警备队第一队伍长，推为宪兵营革命同志的总代表，极为革命团体所倚重。王保民1909年在陆军警备队见习，朝夕和他密谋革命。平素听他常谈，我们革命要能吃三个弹，就是枪弹、炮弹、炸弹，足见他不怕牺牲的勇气。1911年元月间，瑞澂乘楚材舰巡视田家镇炮台时，派宪兵队护卫，他准备在兵舰上行刺。不意楚材舰管带王恩平另派水兵多人守卫，因此他未能动手，行刺不果。回队时秘密谈及，他很失悔。王保民对他说，刺一瑞澂不过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像徐锡麟刺死恩铭那样，也不过使一般残贼恐惧一下。刺瑞澂又来一瑞澂，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革命要策划总动员，共同大举，那才能成功，你以为然否？彭楚藩彼时首肯称是。
彭楚藩家住平湖门一带，离督署太近。大战在即，他将妻子秦玉枝和六岁女儿招弟雇船送回鄂州，并嘱咐把招弟改名为小藩。彭楚藩对革命胜利是充满信心的，被捕之前，他在小朝街85号机关还和诸位开了个玩笑。他取出身上所携，对大家说，伙计们，我这些钱可以分你们一个人7块，仗打起来了，可以买几个烧饼填填肚子呀。彭楚藩还出门租了一台留声机放在楼下，让大家听机器戏，一来掩护楼上动静，二来缓和大家情绪。
据说身着宪兵制服的彭楚藩本来可以脱离危险，但他走了几步又踅了回来，可能是心里惦记着同志，不忍个人置身事外，或许还想见机相救。有个当官的对他生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是来办案的，那当官的诈他，宪兵营今晚没任务，你来这里办什么案子？走，跟我们到厅里去说话。这样，彭楚藩意气用事，自投罗网，走上了不归路。
督署大堂，汽灯高悬。彭楚藩被带上来了，铁忠一眼看见他身穿宪兵制服，心头活动：宪兵八营以旗人为主，宪兵营管带果清河是他妹夫，若处置彭楚藩会给果清河带来麻烦，便要官官相卫为他遮掩。铁忠想为彭楚藩开脱，连姓名都没有问就和善地说，你是宪兵，是奉命侦察革命党还是奉命抓捕革命党？是哪个糊涂到这步田地，把你当革命党抓来了？还准备叫左右给他松绑。出乎意料的是，彭楚藩大笑着说：老子就是革命党，谁为你满人去捕革命党？铁忠嘴里叱责，实际是再提醒他一次：你怎么不是奉命抓捕革命党的？你若是疏于公务，贪杯误事，其罪当责……彭楚藩着实有勇无谋，竟打断他的话说：老子是黄帝子孙，如何能服从你等鞑虏的命令！铁忠怕把事闹大，想问他一个假冒宪兵之罪，厉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假冒宪兵？岂料彭楚藩还不借梯子下台，冷笑说，宪兵有什么值得假冒的，是就是。铁忠又追问，你真是宪兵？有何凭据？彭楚藩说，我们汉人有一句话，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为。哪里是你们满人、满奴，鸡鸣狗盗之辈所能明白的。铁忠被骂得不知怎样再问，忙写下旗标：“谋反叛逆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往堂下一掷：推出去，斩！斩！斩！很快，28岁的彭楚藩高呼“轩辕皇帝万岁”，被斩于署前，大雨中尸体直立不倒。
将彭楚藩斩首后，趁热打铁提审刘复基。
湖南常德人刘复基，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失败后出走日本，即剪去发辫，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在其兄刘星澂所在的《汉口商务报》任职。报社停刊，刘复基闲着不耐烦，急于进营去当兵。于是化名刘汝夔，从汉口理发店定做了一个假辫子，经常网着头。恰好四十一标开补，他就在第三营后队补上了一名副兵，和蒋翊武同在一个营，同为文学社的生力军。刘复基可算文武兼修，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他都当仁不让地参加了。“经过惨淡经营，刘复基出营设立机会，便以眼病为由离开军队，把行李搬至阅马厂附近一座小旅馆。”另据《六十年的变迁》中说，“距阅马厂不很远的一幢破庙文昌阁，前后两进，李六如和杨王鹏出营后，就隐匿在这里后进西边的厢房里，继续他们的秘密活动。和住在文昌阁前进的那位贩油货的王老五打交道，每天在他灶上搞一顿午饭，一枚铜板一个的烧饼，每天交换二十个。”刘复基和李六如等可能蛰居的地方，文昌阁北后就是辎重营。
在与共进会的联合中，刘复基巧妙斡旋，推波助澜，建功殊伟。人称“小诸葛”的他，亲自参与制定起义计划却未及实施，这叫他死犹不甘。本来他可以杀几个清军够本的，手掷的炸弹却没响，使刘复基充满遗恨。“原来是孙武炸弹失慎的消息传来以后，有人把存放的炸弹闩钉抽了；而这时匆匆应战，又忘记装上。”（刘心田《彭刘杨三烈士就义目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