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1日黎明前的细雨中，街衢巷陌的武昌城西南成为枪林弹雨的战场。
发难和镇压的较量开始了白刃格斗。
凌晨2时，谁胜谁负并不明朗。气可鼓不可泄。擒贼擒王，蛇打七寸。吴兆麟在楚望台及时发出了新的进攻督署命令：熊秉坤带领工程营后队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黄楚楠带领工程营左队经王府口与小都司巷攻督署之后；伍正林带领工程营前队上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以掩护；炮队陈国桢将过山炮二尊架在保安门城墙之上对督署进行轰击；工程营右队排长曹飞龙带一个排上保安门城墙掩护炮兵；二十九标三营督队官姚金镛带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右队作为预备队……
“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努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鄂军政府布告》）火光冲天，枪炮声不断。火光中，蔡济民、马荣与熊秉坤等带领同志沿大朝街奋勇冲锋，直捣有两头狰狞石狮守门的湖广总督衙门。瑞澂心惊胆落，带着铁忠和家小仓皇离开。他哪里敢冲出大门，只得命令士兵将督署后面围墙打穿一个洞，从洞中钻出去，走文昌门码头，逃到江上停泊的“楚豫”号轮上。
如今保存尚好的文昌门码头留下了一座城市应有的怀念，它是武昌起义军一夜决战后的胜利见证，不可一世的瑞澂弃岸投舟避难江上，其军队的败局已定，武昌全城基本被革命党人占领。
“武昌已别成一世界，满城兵士皆袖缠白巾，威风抖擞。”那个被血与火洗亮的黎明武昌，露出劫后余生的惨笑或是雨后天青的欢颜。“天运辛亥，其诞生革命之岁乎！诚有史以来所未有也。……未知我神圣尊严之君主，又何以善其后也。”（《民立报》章行严文章）
“我军预备之星旗，遂高插于黄鹤楼之警钟楼顶，扬采云表，与日月同光，为江汉生色，然今已不见此光复故物矣。”
34.瑞澂打洞仓皇出逃
武昌起义当夜，熊秉坤把进攻督署的全队分成三组，一组向前进攻，另两组依次跟进；每攻到一个巷子口，进攻的一组就拐进巷子打击伏兵，后面的一组继续向前进攻。一组将敌人打垮后留下几人把守巷子口以防偷袭，其余的变成第三组跟进。这个办法立即显示威力，恤孤巷、崔家院巷、望山门正街等处的敌人被肃清。熊秉坤部一直攻到陈宏发酱园门口，离督署辕门一百公尺左右，遭到张彪亲自指挥的辎重营和武装消防队共三个排的阻击。在机关枪疯狂的扫射下，阙龙被子弹打穿喉管，血溅沙场；民军败退下去时把两尊过山炮也丢了，伍正林气得要拔刀自刎。战斗间隙，熊秉坤组成的40人敢死队正要再冲上去，忽然看到王府口火光腾起，原来是张鹏程点火给炮兵指示目标。“炮弹所落之处，俱有燃烧。以故督署头门、藩署号房及王府口干记衣庄、不夜茶楼皆被焚毁。”（《民立报》）敢死队遂由胡效骞在前、熊秉坤殿后，沿保安门正街一线前进。王世龙一马当先扑到钟鼓楼下，准备放火焚烧，无奈钟鼓楼的墙高火烧不到。稍一滞缓，王世龙即被乱枪打中，壮烈牺牲。胡效骞、徐少斌、马明熙等奋勇冲进东辕门，被清军伏兵一涌而出包围。熊秉坤命令所部散开呈扇面实行反包围。刚冲到东辕门，当面大堂上的机关枪扫射过来，敢死队被彻底分割，十几人被围困没有生还希望。
从南路攻打督署的第三次行动眼看就要失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东辕门签押房腾起大火，把周围照耀如同白昼。原来纪鸿钧勇敢非常，左右手各挟一桶洋油，随徐少斌、马明熙等冲锋在前，跃进督署签押房，把煤油倾倒桌子门窗上，然后从容点火。瞬间，火势冲天。纪鸿钧跳出签押房时不幸中弹身亡。对于纪鸿钧这一壮举，后人有赞词：“……苟稍计利害，鸿钧尽可不死，乃奋不顾身，冒万死以救同志，真所谓智勇仁强者也。督署攻下，或即关键于此。”《春秋》1985年3期啸岚的文章更把纪鸿钧写成了黄继光和邱少云：“要尽快攻下督署挽回被动局面，惟一的办法是让蛇山的炮队能命中它。纪鸿钧从望山门正街福昌洋油栈取来两桶煤油，挟在肋下冲向东辕门，水机关枪把他打伤了，他仍拼命地倾洒着煤油；同时忍痛扑向前去，把自己烧成火人般的身躯紧紧贴在一处建筑物的木柱上，引燃一片大火，迎来蛇山上发发命中的炮弹。”
那时，李宗义、岳少武、陈国桢在保安门城墙上见督署方位燃起大火，知道敢死队得手，立即向督署开炮。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在各自到达的水陆街、保安门、王府口三处分别放火，烈焰升腾。武昌城里火光烛天，督署、第八镇司令部的位置清晰可见。蔡汉卿、孟华臣在楚望台、蛇山的两处炮队都瞄准它们轰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瑞澂的遗孀廖克玉年过九旬时向采访者谈到一些幕后真相：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人被押到制台衙门，这时已是半夜三更，衙内还是人山人海。瑞澂害怕革命党人混在人丛中不敢亲自升堂问案，而是和廖克玉等在屏风后面听情况；十月十日晚上，瑞澂在五福堂暖阁内举棋不定时，廖克玉以宠妾身份劝他，趁现在还能走，赶快出制台衙门，到楚豫兵轮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呆在这里，家眷在一起，你怎么指挥打仗啊。你即使不怕，我们女人也怕啊。这时候月亮已经上来，照得很亮，大约已九十点钟了。陈得龙带几个人用枪托敲掉墙上的泥巴，再用刺刀把砖撬松，最后再用枪托把墙捅开；瑞澂遂从墙外一条叫吴家巷的小道绕到文昌门正街模范监狱门前窜出城去，仓皇登上楚豫兵舰，没有来得及处理监狱里面刚刚关押的几十名革命党人。廖克玉等在楚豫轮上住了三天，瑞澂要她们先搭长江轮去上海，住在哈同花园，大约过了一个月，瑞澂才带了两个仆人来了，说是躲在一条外国轮船的大橱里逃出来的；后来有人编了一本京戏叫《鄂州血》，骂瑞澂听了老婆的话临阵脱逃，在大舞台上演；瑞澂死后，宋教仁请廖克玉到一品香旅社见过一面，称赞她为民国立了大功；民国元年章太炎在哈同花园结婚，孙文夫妇和黄兴都来祝贺，廖克玉还受到孙文的夸奖。
作为湖北新军的最高领导，张彪在黎元洪按兵不动的情况下，独撑危局，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对办法，依仗手下能掌控的5000人马妄图负隅顽抗，从文昌门公馆到大都司巷司令部，忙进忙出，可谓尽忠尽职。
“本统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倚闾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究既往；若仍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兵一到，定即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谓本统制言之不预也！”张彪打出写有招降语的白旗，高挂在大都司巷司令部衙门前旗竿等处，这是他誓死效忠满清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攻心之战。然而，有一则轶闻对张彪来说是个讽刺。10月10日夜，有一个提着篮子的小伢爬上望山门城墙，他头戴瓜皮破帽，身穿黑棉袄，放下竹篮，弓着腰，一个跨步上前拔起张彪劝降的那面白旗，消失在黑夜中，留下那篮油条。连卖油条的小伢都晓得来慰劳义军，还拔走满清的白旗，足见人心向背。
有些无奈的张彪站在地图前分析过双方力量，清军只要调动没有造反的军队镇压造反军人，是有把握稳操胜劵的。于是，他令三十标以右旗围墙为工事压制楚望台，三十一标经宾阳门、通湘门上武昌城墙，运动到楚望台后背居高临下打击民军，宪兵在千家街阻止叛军逃窜，右旗的二十九标从中和门向东南进攻，一举消灭民军。有人提醒他应该立即安置好司令部的保卫，防止民军采用蛇打七寸之计偷袭，张彪只得放下楚望台。有一种说法是，张彪命令在司令部门口架设机关枪，又命令射手试枪，不料射击几次机关枪都沉默不发。检查发现是撞针没有了，原来十五协的林楚翘在轮值时偷偷将撞针撤去。事到如今，张彪也回天无力，难阻兵败如山倒了。
张彪之子张学骞是日本士官学校六期生，他曾向载涛谈及：瑞澂逃走后，仅有张彪率领之教练队及马队一队，兵力不过二百余人，守住保安门、望山门、文昌门及长街、王府口、花堤、镇司令部街，方圆数里，士兵又仅有步枪，无重火器。由是夜至次晨，驻在城外的辎重营由管带萧安国率领，在文昌门外叫门，张亲自察看，开门放入，即将队伍交萧率领。中午，张曾在寓所三楼上见革命军集合于蛇山南麓咨议局一带。亲自赴楚豫兵舰向瑞澂请求，命其援助，向蛇山开炮。瑞澂竭力拒绝之，云“倘若糜烂地方，责任更大”。商之再三，方发射数炮，皆未命中。张遂返身回城，而所守三门已放弃，全部退过汉阳矣。这可能是张学骞为其父涂脂抹粉之笔。
张彪在镇司令部失守后，便退到文昌门家中。骑兵队长朱明超前来报告督署失守的消息，辎重第八营的督队官安禄华奉管带萧安国之命前来护卫，趁平湖门还在自己人手中，逃出武昌上船退向刘家庙。张彪曾说，“最可靠者工兵，最不可靠者辎重。”关键时候，谁最可靠谁不可靠，还是事前很难预料的。那个丁格尔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采访了革命军之后，又在汽船上见到了湖北提督张彪：“不久，我就坐在这位曾被授予掌管湖北新军全权的张彪身边。看到这位中等身材的中国人毫无军人服饰，头发蓬松，面目污垢，双眼充血，我只有由衷地向他表示怜悯之情。”他的最后感叹是：“任何一个公正的外国人都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革命军士气高涨，反之，参战的清军小部队士气十分消沉。”
背叛清廷的黎元洪曾拉张彪下水，修书说其归顺革命，并声称愿将都督一席相让。一种说法是遭张彪婉拒，但表示“决心等待北洋军到达后即交代军事，放弃军事；并向黎（元洪）明告不反抗革命军，又誓言不阻止其部下归向革军。”（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事实是张彪很坚决，回答来人：我们身为高级长官，多年来食皇上俸禄，理应尽忠朝廷，万不可造反。黎元洪竟不思皇恩浩荡，不思报效朝廷，鼓动新军造反，他也不想想以武昌一城之力如何抵挡朝廷全国之兵。北京不日有大兵南下，定将武昌造反扑灭。你叫黎元洪小心自己的前程，小心自己的性命。果然，当清廷由宜昌调来巡防营二营由仇师元率领到汉口时，张彪来劲了，戴罪立功坚守刘家庙一带。冯国璋夺取汉口后，“曾托张彪召集旧部设法征集船只，张因派其部下远至数十百里搜来船只，在汉阳上游黑（赫）山一带搭建浮桥两座。冯军开始渡过汉水，乃能进攻汉阳也。”可见张彪还是满清的忠臣。但是后来仍被解除兵权，不得不出走日本。南北议和后，张彪在天津日租界作寓公，修建了一栋豪华的“张园”，与黎元洪又聚到一起。此时的黎元洪不计前隙，对他仁义有加。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35.群龙无首谁来领导
“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鲁迅语）
1911年10月10日，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日子从武汉开始了！一座城市能够拥有这样的时机可谓百年难遇、千载难逢，武昌首义——辛亥革命以其里程碑意义终结了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揭开了民主共和百年史的第一页。
黎明到来的时候，听了一夜枪炮声的武昌市民，感觉异常平静。蛇山最高建筑物警钟楼上挂出一面九角十八星旗。原来蔡济民担心满人气急败坏焚烧汉族的传世之宝黄鹤楼，派孙鸿斌一队人就近占领蛇山加以保护，并升起这面“民国第一旗”。此旗又称铁血十八星旗，初为共进会标志。前天事泄，在场的李次生（一说李作栋）顺手拿一面十八星旗为孙武包扎。这面带血的旗帜后带到武昌，于早晨挂出。看着这若从天降的十八星旗，人们十分诧异，不明究竟。但既然由这面旗子替代了大清龙旗，肯定就是变天了，要改朝换代了。
且说三十标的旗兵被击溃后，其残部还潜伏在宾阳门内及附近的蛇山东部。革命军前往围击，击毙旗兵四百多名。三十标统带宝瑛之妹，被人从床底下寻出杀死。“满鞑子”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多年，过去满人可以虐杀汉人，官府从不追究。今日天道好还，满人横尸街头。“应当说，对满人的屠杀是他们行动上的污点。传教士二天以后掩埋死于武昌的满人近四百，其中也包括许多汉人。”（汉口海关税务司长英国人苏古敦语）“时则城内各处搜索旗人之风甚盛，据闻所杀者近百人，铁忠宝英杞凤池等公馆皆抄没。军士见后脑平者，必令其念‘六百六十六’，如念若牛音，则杀之。某旗女就戮时，哭曰，我辈固无罪，但恨先辈虐待汉人耳。又一老妪曰，君等杀我辈妇孺何益，我辈固无能为也，何如留我辈以示宽宏。闻者虽恻然动心，然不敢言，卒杀之。”按察使马吉璋穿着朝衣朝冠，正督率全家准备在大堂同时“尽节”。民军进来向他安慰道，你放心吧，我们革命是驱逐胡虏、光复汉族。汉人不杀汉人，你是汉人，也不能替满人尽节。马吉璋掀髯而笑，全家落得不死。武昌市民结伴相邀：走哦，去看热闹哟，满鞑子也有今天哪。被俘虏的旗籍人员约三百多名被关押到武昌模范监狱，监狱依旧，换了囚徒——包括十八星旗制作者赵师梅、科学补习所创建者胡瑛在内的革命党人，现在都冲破牢笼了。
督署历来是议决大事的地方，是湖北的政治中枢，但经过一夜激战已经破败不堪使用。阅马厂的咨议局倒是好地方，位于蛇山东南麓，大致在武昌城的中心，从各处集合到那里也比较方便。于是，蔡济民、邓玉麟、张振武、李作栋、王文锦等将领拖着满身疲惫来到咨议局，就位预先就决定在此设立的军政府，并请社会贤达来开会议事。驻局议员沈维周同陈磊一起去找汤化龙议长。汤化龙的影响力不能低估，这位进士出身、后留学日本的著名人士，与四川议长蒲殿俊、湖南议长谭延闿都是声望卓著的立宪活动家。他们在要求立宪和保路运动中表现出的战斗精神，在民众中赢得广泛的声誉。约11时，汤化龙带七八个议员来到，建成不到一年的咨议局红楼成了民军的“临时首府”，“民国第一会”在此召开。
谁也没有料到，起义胜利伊始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志集聚咨议局者，经半日之久，一筹莫展。各标营纷纷探问，消息沉闷……然躁急者失望，胆怯者恐惶，至有忿忿作归计者，其情事紧张，较十八、十九两日更为难堪。”（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不可一日无主，眼下武昌虽然已经得手，但汉口、汉阳还没有光复，选出一位都督运筹大局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