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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鄂州约法》与南北议和(4)

这一次南北议和意味着武昌首义的结束,国事转入另一拨内乱,纷争不断。孙文就任中华民主共和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消息传来,武汉张灯结彩,万民欢腾。因袁世凯未当上总统,清军鼓噪请缨进攻武昌。清军龟山炮台向武昌城内连发数炮,致铜币局、粮道街中弹起火,死伤许多百姓,城内大乱,居民又一次拥出城门。清军还上街示威游行:“打倒南京政府!”“打倒民军总统!”民国元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清帝退位。没过几天就是壬子年春节,万象更新。特别那些参战军人,“逢人称首义,无兵不元勋。”春节放假,欢宴痛饮,骄兵悍将,个个英雄。

我们要记住1911年的12月1日,这是包括阳夏保卫战在内的武昌首义结束之日。还要同时记住的是,这一天,外蒙古王公策动武装叛乱,发表宣言,宣布独立,得到沙俄的全力支持。就在我们“鲁难未已”之际,无暇顾及的北方中国正将失去大片领土。

54.为清廷尽瘁的军政要员们

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期间,关内各地纷纷起义、相继独立。然而也有甘肃、河南、直隶、山东等省效忠满清。明亡之时,史家多感慨“礼崩乐坏”。清亡以后,仍然有人感叹“今不如昔”。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退位,其间不过短短一百二十六天。京城有人浩叹:“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后来做了遗老的易顺鼎也感慨,前明之亡“有声有色,如荼而如火”,前清之亡则“无声无色,如土如尘”。感到似乎过于平淡,不免有些惋惜。一个朝代的灭亡,是有它情感上的余波的。如投湖殉清的王国维、坚持留辫的辜鸿铭,还有康有为、严复等等,晚年都成了保皇党。及至改朝换代,遗老遗少会无限怀念,其他人则更多的是反思,所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1920年,民国已经成立多年,仍有湘潭人罗正钧,搜采一时臣僚之殉清以死者,得百数十人,成《辛亥殉节录》六卷以寄怀。认为“一旦国亡主辱,举朝晏然,而各行省大吏无有一人亢扞国难者,相率逃往而不以为耻……”

终结清朝的最后一幕发生在武昌首义,既有革命党人为主的同盟者作演员,也有为清廷在湖北的执政者为角色,这样的舞台才显得多彩多姿,也会有台前幕后的佳话供人谈资,这是全景式解读武昌首义的必须。

蔡寄鸥《四十年闻见录》以一首道情曲这样嘲讽辛亥革命的“功臣”张之洞:“笑,笑,笑,笑那孤忠自矢的老香涛,把满清的铁桶江山断送了。你为甚废绿营多把汉兵招;你为甚办铁场多把洋枪造;你为甚停科举打破读书牢;你为甚兴学堂聘请洋人教?只弄得晨钟暮鼓连城动,美雨欧风匝地高。种下革命根苗。”

武昌首义爆发在张之洞离开湖广两年之后。1909年宣统立而香帅终,“圣恩高厚,感激悚惶。”张之洞为那个效忠的皇帝殉节了。大清国彻底一蹶不振,而湖广总督是一代不如一代。从张之洞至瑞澂已历五任总督,这样走马灯似地换人说明湖北的重要抑或清廷的不放心。坐镇武昌的湖广军政要员们与这座城市有着分割不开的关联。

张之洞不愧为晚清重臣,这位封疆大吏强力治理湖北近二十年,经济上突飞猛进,政治专制也空前“成功”,镇压手段可谓游刃有余。1900年的庚子自立军起义,号称十万之众被他轻舒猿臂化于无形;1904年的科学补习所和1906年的日知会,都被他一一破获,扼杀于发难之未萌。1907年,张大人赴京任职之前,还亲自主持打开通湘门,以方便出入火车站。后张彪的部队修通了通湘门至宝通寺的官道;并新造武昌模范监狱,以关押更多叛逆满清的党人和不安定分子。

“北呼万岁天下定,南皮一老古来稀。”这是张之洞七十大寿时梁鼎芬在两湖书院贴出的对联。张之洞在湖广期间也留下十几处楹联,最为人知的是他为奥略楼所写的对联,表露出他对治鄂政绩的自我肯定:“昔贤整顿乾坤缔造皆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辛亥年正月初一,蒋翊武、刘复基等一帮党人在此聚会时目睹此联颇受启发:“由今思之,似为辛亥武汉之役作谶应也。”(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总之,张南皮是个好老头。章太炎说,“之洞死二年,武昌兵起,诸吏寺解舍被焚,独奉之洞像者置之,然后知其遗泽深也。”民间有不少张之洞的传说,他兴居无节,号令无时。藩臬两司于上午谒见,常常赶上张大人神疲体倦之时,在门厅坐候动辄数小时。张之洞和袁世凯都是清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南张北袁”之说。1902年袁世凯经汉口拜访张之洞,当谈得起劲时,张之洞却倚椅低头进入梦乡,使袁世凯颇为难堪。武汉人背地里说张之洞是猴子脱胎。一生有两怕,一怕剃头,二怕钻洞。生怕剃头师傅拿刀杀他,只有在睡着了以后才能给他剃头。每次从汉口坐火车去北京见皇上,火车到武胜关前他就下车步行翻过山去,决不钻洞,生怕洞塌被砸死了。故有民谣道:“张爷好,张爷坏,之字路,叫人拐;洞中怪,钻出来。”

张之洞“自官疆吏以来,惟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他的为官之道精妙,非前任总督李鸿章及最后继任袁世凯可比。这两人背着“卖国贼”、“窃国大盗“的骂名而死,而张之洞也“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死后半个多世纪还被毛泽东念叨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他。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他的功勋。但中国的事有时就是这样,人存事兴,人亡事衰。张之洞离鄂,武汉的工业开始凋敝,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其实,更由于政治变故,中国的民族企业都成为“断尾蜻蜓”,没有一家能像日本的佳友、三井、三菱那样历经百年而不衰。这是中国的切肤之痛。

张之洞是不想离开武汉的。光宣年间,清廷作了两次大的人事调动,一是把袁世凯调离京城,二是把张之洞调进京城,都有“拔钉子”、“掺沙子”的意味。1907年秋,张之洞迟迟不愿启程,面对不断来电“入赞中枢”的敦促,他对李鸿章等的复电中有语:“才具不胜,性情不宜……如果离鄂,两湖必乱。”这是一个天才的预言,说明他对湖广情势太了解了。

“鼎芬即小之洞,之洞即大鼎芬。”(梁启超语)梁鼎芬追随张之洞长达15年之久,是张之洞最得力的幕僚之一,更是张兴办学堂的主要执行者,“学堂林立,言学事惟鼎芬是任。”(《清史稿》)梁鼎芬协助张推行新政,创办近代军工、民用工业,时人称梁是张的“影子”。晚年,梁鼎芬焚烧平生诗文,并立遗嘱要求“勿留一字在世上”,但他的事迹还是留传世上,那就是其登峰造极的愚忠。1908年皇帝和太后先后死去,梁鼎芬“奔赴哭临,越日即行”,竟坐在地宫里要给光绪陪葬;后在光绪陵墓守陵三年,每天扛着锄头种树;出任废帝溥仪老师时,每日上“朝”一丝不苟。1919年梁鼎芬死后葬在崇陵附近的梁各庄,以常年陪侍光绪皇帝。如今崇陵环境优美,那梁鼎芬手植的18棵罗汉松,使人想到他的旧学深沁骨髓,“吾道一以贯之”。

如果不算有名无实的袁世凯、段芝贵等,瑞澂这位末任总督也着实有点倒霉,署理湖北不到一年时间,落得个毁我大清的罪名。他曾经在江西、江苏等省做过多年的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抚一类官,也算百炼成钢了。1909年底被当作满人中的能员派来督鄂。曾新官上任三把火,显示“割弊剔蠹有能”;镇压群体事件也十分强硬,在吴一狗事件中对闹事群众加以镇慑,扬言对保路运动人士“格杀勿论”;并查封发表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时评的《大江报》,逮捕主编詹大悲等,酿成著名的“大江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