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组织和个人在日本结成的“同盟”，他们的代表人物孙文、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田桐、吴春旸等从各地汇聚，具有全国意义。以此为断代确有道理。但若追溯历史，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谢缵泰等在香港成立的“辅仁文社”。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中写道：辅仁文社成立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892年3月13日正式设总部于香港百子里一号二楼），比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火鲁鲁埠成立的兴中会要早。两会于1895年2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而“伯理玺天德”总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惜杨氏早死——1901年1月10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唐德刚的考证和说法暂且存档。仅从时间顺序上看，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前，香港有早于兴中会的“辅仁文社”，大陆有湖南的华兴会（1904年2月）、湖北的科学补习所（1904年7月）和上海的光复会（1904年11月）。再说，在中国同盟会之前还有欧洲同盟会，仅以在日本的同盟会为坐标确定辛亥革命的起点，恐怕不是最科学的。
《近代中国历程》一书“大事日志”列举新世纪第一件大事即1901年9月15日“谢缵泰、洪全福等谋划粤起事，成功后定国号为大明顺天国。”辅仁文社首领谢缵泰联络太平天国瑛王洪全福（洪秀全族侄）举行的“壬寅广州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前的最后一次反清武装起义。
唐德刚曾如此概括：“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广义地说的辛亥革命（1890年—1912年）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狭义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如此而已。”
不妨这么大略地断代，新的20世纪的到来就是“辛亥革命”的开始，而武昌首义就是辛亥革命的高潮，也是这场革命的基本结束。而就这场革命的实质或核心意义而言，以首次提出“革命排满”口号的科学补习所在湖北的成立为标志作为辛亥革命的正式开端是符合历史的，尽管它可能会是有争议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辛亥革命的原生地，思索这场革命的发生发展并分析它为什么能够一举成功，或许会同意这种意见。
66.武昌首义的必然成功
1911年4月，由孙文、黄兴倾尽人力、财力、物力所精心策划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清政府扑灭。革命党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孙文痛心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孙的支持者们认为，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再组织新一轮的有效反抗。当时，在国内外的大多数人看来，清王朝的力量远比它的反对派更加成熟、坚韧和强大，皇权尽管日渐衰弱，但仍然稳如泰山，帝制尽管千疮百孔，但仍然坚不可摧。的确，就连最精明的预言家也没有发现帝国将在半年之内走向灭亡的明显征象。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不可想象的事情终于发生。在湖北武昌，爆发了一场比广州起义发动得更仓促、领导得更薄弱、组织得更混乱的军事起义，可就是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新军起义，却瞬间撬动帝国全局，立时各省骚动，群起效尤，局势变得不可收拾。泱泱大清国摇摇欲坠，终至全面瘫痪、土崩瓦解。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关于武昌首义为什么能够成功，也存在诸多说法。
武昌首义，克集大勋。几乎一致认为行险侥幸，凭藉外在影响而成功。或谓由于广州黄花岗之役所激发，或谓由于四川铁路国有风潮所鼓荡，或谓由于上海中部同盟会之领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这样写道：“……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
既然伟人都这么认为，那么平常人呢？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也说，假设当时瑞澂不逃、张彪不走，还有部队能坚持的话，这次革命不一定能成功。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足以让不明究竟的人信以为真。近期台湾《湖北文献》载，沔阳人汤行健1906年入新军三十一标一营左队充正兵，曾参加日知会。“二次革命”被王占元所捕后，于1918年在狱中写下遗书：“故我说此事，今日尤不能无疑者，以党中人数多，然实无一大经纶、大计划之人才，开天辟地之大事业，此何等事？乃以儿戏成之。征诸历史上之往绩，殊非成例。仍轰然一声，虏廷遂倒。意者人心思汉，天夺虏魄欤！”
崇天意而非人事，本身就是革命党人的妄自菲薄。
冯天瑜较早就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评论者说，武昌首义成功，是由于湖北新军‘先声夺人’、‘成于意外’；有的评论者则仅仅将其归结为湖北地处形胜。但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如下现象——武昌起义吸引了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起义后的湖北军民又有实力抗击精锐的北洋军的讨伐……总之，认真考查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里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时到如今，有必要来一次彻底的正本清源，提出武昌首义基本上是由湖广人独立自主的观点，以供各界商榷。
一般公认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是以孙文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大而言之这是不错的。但事实上和实践过程中却是另外一回事，它可能如费正清所认为的，“这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革命的主体则是湖广人。
一、创新的革命思路很多专家论证，同盟会的产生与湖北人的促进有关。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前的当年春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了欧洲同盟会，这是湖北留学生全力促成的。1903年张之洞兼署两江总督一年多时间，湖广总督曾由湖北巡抚端方代理，他们与湖北学政梁鼎芬共谋釜底抽薪之策，将花园山聚会人员调虎离山，把这些年轻人打发到远远的欧洲，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他们于1903年冬天登上欧罗巴大陆，即世界民主共和的摇篮。张之洞们哪能料到，这批“以绝后患”的人竟然远远地成了孙文的“援军”。1904年冬天，在德国的朱和中得知孙文在伦敦已是囊空如洗，需要接济，即筹集1200马克电汇给他，并邀请他来欧洲大陆。孙文有了这一笔接济，又有了这一批崇拜者，无异于雪中得炭。转眼到了1905年初，朱和中与留学比利时的贺之才、李蕃昌等20余人在布鲁塞尔迎接了孙文的到来。孙文在罗兰多福街39号朱和中的寓所逗留了12天（一说住在胡秉柯家），与大清国这些官费留学生们聚会时，对于湖北革命党人运动新军、搞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那一套颇不以为然，认定“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还是坚持他的以联络会党搞暴动的革命策略。朱和中们对这位导师的崇拜有所动摇，起而与之争论，且异常激烈。朱和中们坚持的观点是，“革命本身乃是最高深的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原因是知识分子还未投入革命。”这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处，回顾过去的失败，孙文不得不承认国内来的人说得有道理。这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孙文终于认识到，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转变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同时产生了组建“革命党”的想法，与30余名湖北留学生组成“欧洲同盟会”，改变了孙文长期在海外形单影只的状况。孙文知道在日本的留学生更多，就带着新的思想、新的眼光、新的革命愿景来到日本。
日本学者寺广映雄指出，欧洲同盟会“实际上是以孙文为中心，与湖北出身的革命学生之间热烈讨论的结果，这件事情不仅对兴中会的革命方式给予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日后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誓词（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大纲领）和入党方式，“在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几乎是原样照搬过去的”。所以说，这个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的方法进行了修正与否定，确立了新的组织与方法，形成后来中国同盟会这个革命组织和进行革命方式的基础。”（寺广映雄《关于欧洲同盟会的成立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