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城市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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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从自立军案到花园山聚会(2)

对唐才常之被捕,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所写《致东京饯念劬》函中说得很清楚:“所以获唐者,因皖湘鄂富有票匪蜂起,查知汉口租界有会匪谋逆巢穴,遂捕得二十余人,起获种种票据军械,内有一人即唐才常也。唐到案,直供毫不推赖,乃外人尚称唐为志士。其规条章程,大率皆戕官据城,焚戮劫掠等语。”

皮明庥先生早在80年代初就对唐才常被捕后的死事、涉及临刑人数、时间和地点等一系列问题作过稽考。临刑地点有汉口空坪、大朝街天符庙、滋阳湖、武昌紫阳湖等几种说法。可以确信为唐才常等临刑地点的应是武昌紫阳湖畔,此湖坐落在小朝街(今湖滨村)旁,其北为皇殿,其东即工程营。此外,亦有一些自立军人士被杀于汉口。唐才常等就义于紫阳湖畔,在许多熟悉武昌历史的老人中有口皆碑,记忆犹新。

皮明庥认为,被杀害人名单,本来在张之洞的奏折中最易于全部列具。然张之洞为什么含糊其词?据云:被杀者中有张之洞所创办的两湖书院学生,除唐才常不得不提名上报外,其他均隐其名。他掌握着参预自立军密谋的众多文人名单,但“姑隐其名”,并不列名通缉,以示网开一面,待其悔悟。沈翔云于庚子事败后在日本发表公开信,责骂张之洞残杀士类,张之洞曾严令两湖书院师生为之答辩,但都不愿执笔。在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一封信中,其忠君与惜才的矛盾心理彰显无遗。据说,湖南拏获唐才常之弟唐才中,张之洞立即致电湖南巡抚俞廉三刀下留人,说“兄弟骈首,实有不忍”。但有资料记载,唐才中与望城靖港人谭翥等均被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自立军案还有余波,那就是策动湖北自道府以下200余官吏隶属自立军的右军统领沈荩被杀。朱峙三的日记中记载:“初七,报载,革命党人沈荩在新堤被杖死。革命风潮,湖北已萌芽渐露。”而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则另有说法:“沈荩亡走武昌,至清光绪二十九年六月,被执京师,杖毙阶下。”详情是,自立军失败后沈荩冒险从新堤回到武昌,后化装潜入上海,和章太炎、杨笃生等主持《大陆报》。文气侠胆的沈荩进京欲谋刺慈禧和光绪,他在京城与显贵结识,被两个“密友”出卖后遭擒。慈禧亲发谕旨:“万寿月内例不行刑,着即日立毙杖下,钦此。”

沈荩是自立军案最后一个牺牲者,又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被打死的记者。他祖籍江苏吴县,先祖以经商迁湖南,遂籍善化县,与黄兴是同乡。被捕后,借调北京工作的张之洞令署理湖广总督端方从湖北派认识沈荩的人来京辨认,验明正身。1903年7月31日,碍于“夏月不能行刑”的成例,清廷对沈荩改用杖毙。有八人以竹鞭捶之,一直捶了两个小时,血肉横飞,惨酷万状,仍未死去。沈荩痛苦难当,愿求予以绞毙,后才以绳索勒颈气绝。

汉人沈荩被满人政府残杀,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排满情绪,几使全国舆论为之一转。《湖北学生界》发表记者按语称:“沈荩之死,我目不知何为而肿,我肝不知何为而裂。犬羊贱族敢将我汉人惨杀乃尔,我中国之稍有同胞观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报此仇哉!”当时一位西方人士评论:“沈荩之死,震动人心较之俄日开战尤当。”

10.张难先下汉口结识胡瑛

从来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野火春风斗古城,反清排满革命总有英雄前仆后继,历史的使命似乎注定要由湖广人来完成。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10年,辛亥革命即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苍头为耻;甚或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意态冷静沉默,匿儒冠而讳新民,……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张难先“乃于纪元前八年投身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以运动军队”,这位忧国忧民的乡下人第一次“下汉口”,就不经意间卷入了这场革命的浪潮,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武汉虽为三镇,汉口占尽风流,尤其在国外最具知名度,很多人以汉口而代指武汉。从大陆撤到台湾的同胞,至今仍称武汉为汉口。江汉平原上的人们,无论是顺江而下还是顺河而下,均以汉口为第一目的地。汉水两岸的人出行而走向世界,习称“下汉口”,正如山东人“下关东”之口头禅。“下汉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有钱可尽享荣华,无钱则尽当苦力。就是上世纪的60年代,张难先沔阳老家的乡民还把不过两百里以外的汉口视为畏途。叹一声“有钱的汉口,无钱的汗坑哪”,眉眼里怆茫无限。

“三阳开泰”,史家认为,沔阳、襄阳、汉阳是辛亥志士密集之地,为民主共和作出了巨大贡献。沔阳(不包括后来析出的洪湖)参加辛亥革命有名姓者二百多人,如杨玉如、杨时杰、李作栋、阙龙、江炳灵、欧阳瑞骅等,牺牲者有一百余人。“当时很多人为了革命,在军队搞了七八年,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个人就当了六年兵。我是1904年来到武昌的。我的同乡和同学入新军当兵的很多,张难先就是在工程营当兵的。”(江炳灵语)

一方水土对一方民性的养成尚属自然。沔阳素有造反传统。沔城是个回族镇,元朝顺帝时一彪色目人南下迁此,北方民族的强悍精神得以延续。元末枭雄陈友谅就是沔城人,沔阳民间传说黄鹤楼上的一盏“万年灯”,是大汉皇帝陈友谅亲自上油点燃的。自从点燃以后再没上油,若干年月长明不熄。末后还是朱洪武坐了位才重新去上过油。清末,转战鄂豫皖的遵王赖文光声名最著,继太平军之后编整捻军,并号召“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沔阳向芷侯、刘彤轩即响应号召,密谋起兵。张难先1961年撰文回忆:“1903年夏,余过邑友人向笙三家见其。向指曰:此吾之长亲刘五爹也,新由香港归来。”张难先从刘五爹那里听得很多消息,也接受反满革命思想熏陶。“癸卯,得见革命前辈刘彤轩,受其热爱,领其大教,真使我心心相印,泪涔涔下。当即赴省组织参加科学补习所革命机关,实行革命。我异日之能稍有建树,实于此三年植其基,尤以刘丈鼓励感召,至为关切。”

一个人的一生,有高人指点至关重要。张难先第一次下汉口是而立之年,也是光绪三十年即公历1904年。正是甲辰龙年冬春相交时候,“二月二,龙抬头。”湖广会城武昌乍暖还寒。这个身着棉袍、留着唇须的清贫乡绅,对城里的一切感到新鲜。有时身佩竹剑上蛇山练武,登上黄鹤楼远眺,可以清晰地看到汉阳的烟囱、汉口的楼房,江上樯帆林立,还有外国的军舰耀武扬威。和那个时候所有的爱国志士一样,张难先心中必有块垒,那就是大清子民的丧权辱国之愁。此情此景跟后来湖南人毛泽东所咏叹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别无二致。不同的是那时京汉铁路还没建,蛇山西头光秃秃一片。

当时从各地来省城求取功名的人很多,“大半亏欠伙食,典尽衣服,不能言归者。其龌龊之状,廉耻之失,不可胜言。”(唐才常语)张难先此行别妻弃子来到武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先是经同乡欧阳瑞骅介绍住在汉阳门附近的彭养光家。后来不知是什么机缘认识了湖南桃源人胡瑛。胡瑛原籍浙江绍兴,因父亲以知县候补湖南而迁徙。父兄尽殁后依其桃源盟兄,故世人多认为他是桃源人。桃源是个好地方,山青水秀。然而胡瑛之志不在陶渊明所流连的桃花源,他16岁肄业于黄兴所办的经正学校,矢志革命。后因黄兴遭追捕,胡瑛执黄兴书信拜投于吴禄贞府上避风。

省城本是一方地域的文化中心,何况是武汉三镇。按史家的说法,在近现代史上,城市是现代化变革力量和变革因素大量聚集的地方。一般来说,现代化变革力量和变革因素聚集得越多的城市,革命就越激烈、越深入。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孔雀东南飞”的深圳一样,武汉具有强大的涡漩作用,吸引各省人才汇聚。列入传表的武昌起义志士650人中,湖北籍492人、外省籍120人,占到24%,其中湘籍最多,豫川皖籍次之。张难先“先是梁启超戊戌失败,后亡命走海外,鼓吹革命,浏览其言论,极表同情,亦不愿长为乡曲之士。抵省,则广结有新思想者以谋救国。时新党有二:一主保皇,一主革命。予以保皇终非善策也,因倾向革命。闻枝江时伯弼有秘密运动,访之,得识胡经武瑛。瑛为黄克强弟子,以避学校风潮,持黄书来匿吴君禄贞处。与语大悦……”(《义痴六十自述》)

张难先和胡瑛有共同语言,且沔阳话和桃源话语音天然接近,毕竟长江洞庭一水相连。张难先来武昌一个月间,原以为举目无亲,没想到决意革命反清救国的人还不少。如多宝寺街的时象晋老先生家就高朋满座,他的两个儿子功璧、功玖,常使张难先联想起梁山好汉解珍、解宝。而自己混迹于江湖,干的颇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营生。

朋友就像藤下的苕一个牵出一个越结越多,经胡瑛牵线,张难先荣幸地认识了吴禄贞。

11.花园山上的灯光

吴禄贞是个重要人物,被称为“盖世之杰”。张难先对他深怀感情,所写的人物传记中,数他最长。钱基博也为吴禄贞作过传,传中写道:“一九零四年我(王照曾)在京师与吴禄贞等人一起喝酒。喝到畅快时,禄贞环顾在座者,大声说:‘诸公还记得庚子夏,大通厘局被劫的事吗?知道这是谁干的吗?’他的声音很大,语惊四座,在座者都感到愕然,无人接话。禄贞右手举酒满杯,左手指着自己的鼻尖,说,不敢骗大家,此人就是我啊!说完举杯一吸而空。当时良弼、姚锡光(陆军侍郎)在座,听了这话脸都变色了。”吴禄贞性格张扬、率性而为由此可见。东北党人宁武评价他,有革命勇气,也有才能,但骄矜自恃,常以中国华盛顿自居,主观性强,不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武昌首义爆发后,吴禄贞准备在北方响应。“所领之第六镇前往石家庄,守卫均袁系旧部,漫不为备。遇刺时九月十六日,亦即汉口失陷后之四日,袁世凯赴汉口之第八日也。时阎锡山抵娘子关,约定即日来会。其友自北京来,曾密告以袁欲加害之阴谋,禄贞不加介意。遇害前数小时,禄贞称心跳,有人劝其先赴阎军或移居暂避,亦以为不可。”民国二年公葬吴禄贞于石家庄,并建造专祠,竖立碑志。“后来的人,到石家庄这个地方,没有不去他墓上低徊流连谨诚致敬的。”

吴禄贞老家是云梦——茫茫如海的古云梦泽留下的地名——吴家台子。他的父亲吴利彬壮年幕游四方,晚年寓居武昌戈甲营。吴禄贞十六岁时,他父亲因病中吃了一根黄瓜而亡,据说他终生不吃黄瓜。家道中落,家中生活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吴禄贞曾在织布局做童工。吴家跟湖广总督张之洞由一个偶然的机遇扯上了关系,吴禄贞的母亲被张府雇用做针线娘,上门教针黹女红。有一次问及家世,张之洞得知吴禄贞的祖父竟跟自己的堂兄张之万是同科进士,对吴禄贞母子格外优待。于是吴禄贞被选送到武备学堂当学兵,1898年又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习骑兵科。1900年加入兴中会后,秘密回国参与自立军起义,在安徽大通孤军奋战,失败后复东渡留学。1902年春学成回国,曾任武昌武普通中学教习、营务处帮办等职。张之洞召见时,吴禄贞侃侃陈述救亡图存,并恳求张之洞以其重望为天下先。张之洞惜爱其才,认他为门生,不追究大通旧事,反委任其为湖北防营将弁学堂总教习。吴禄贞成为湖北革命最早的导师级人物。他家住武昌水陆街13号,学生志士,争愿一睹丰采,而领受其教诲,江汉之风,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