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是研究人和组织的互动策略，在讨论双方的博弈策略时，一般都把双方假定为理性人来分析问题。但无论从历史的发展演变，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决策参与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人格化的组织或群体，他们在博弈决策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很多场合下，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并非理性的。
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在牧野一仗受挫的纣王逃到鹿台，将自己收罗的珠宝美玉、无尽财富，连同自身，付之一炬。南唐后主李煜，在宋军攻破金陵之时，命令宦官将自己祖孙三代收集的无尽文物存放在一处，扬言要以身殉国，最后自身没有殉国，无尽的文物却为这个江南的小朝廷“殉国”。这些策略，都是典型的非理性博弈，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不理性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我们可以看见为了蝇头小利而大打出手的人，也可以看见各种损人不利己的现象。所以，完全依照理性的假设来看待博弈是不合理，也是不准确的。从组织行为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博弈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个体参与人的博弈行为，按照理性的观点，他们应该是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的。但是，即使是理性的个体，也有非理性的时候，例如在各种博弈书籍中经常提到的囚徒博弈：警察局抓住了两个合伙犯罪的嫌疑犯，将这两名嫌疑犯分别关押并向他们宣布，如果他们都交代犯罪事实，则可能将各被判刑5年；如果他们都不交代，则有可能只会被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各判1年；如果一人交代，另一人不交代，交代者有可能会被立即释放，不交代者则将可能被重判8年。
结果两个嫌疑犯都没有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不交待”，而是选择了“交待”，都面临五年的监狱生涯。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参与人选择了非理性行为，即不以收益最大化为博弈行动的最终目的。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一些如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等非理性的因素而改变博弈行动，最终改变博弈均衡。这些都是非理性的博弈。
既然博弈策略的制定需要遵循理性原则，为什么很多情况下，人们总是以一种非常不理性的姿态来处理问题，甚至应对策略也总是“下下策”呢？
究其原因，博弈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既然人除了理性与利益原则之外还有七情六欲，博弈过程也自然是由理性的分析、权衡与非理性的好恶、亲疏等标准共同影响的。
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人早有认识。在一些可以按照理性原则轻松解决的事情上，有的人却因为某种原因而误事、坏事，人们一旦知道他是出于某种个人好恶来处理事情时，会说此人办坏了事情，但是“情有可原”。这就是一种考虑到人性复杂因素的说法。
举一个例子，战国时代的“将相和”故事，廉颇、蔺相如这两位在赵国举足轻重的大臣，在起初并不和，相反，廉颇对蔺相如十分不满，认为蔺相如不过是凭着伶牙俐齿就爬上了高位，于是处处针对蔺相如，还扬言要当面羞辱他。
作为国家重臣，廉颇此举十分不妥，他太不理性，把国家利益、内部团结抛在脑后，把个人的好恶情绪放在了第一位。当时赵国内部如果因此而发生分裂，外部的强敌秦国就会乘机进犯，一旦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后果将不堪设想。
平心而论，廉颇并不是坏人，相反，他是著名的大将。不过，他虽然在战场上可以冷静思考、沉着应战、奋勇杀敌，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也免不了犯普通人常犯的错误，这也是因为他身上具备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他之所以对蔺相如不满，完全是因为在极短的时间内，蔺相如就从一个藉藉无名之人变成官职超过他的重臣。
廉颇觉得，蔺相如官职超过自己，是对自己面子的损害，但是，他接下来一再针对蔺相如，还宣称一旦见面便会当面羞辱，就不止是维护面子的行为了。试想，如果他遇到一个恶毒的对手，利用这一点来打击他，那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庆幸的是，蔺相如并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相反，他在面对廉颇的无礼行为时，十分冷静而理性，最终赢得了廉颇的信任与友谊，将一场有可能演变为恶性争斗的摩擦圆满地解决。廉颇的非理性与蔺相如的理性，蔺相如在麻烦面前作出的策略选择，以及随后廉颇明白了道理而“负荆请罪”，都证明着博弈的原则――
只有策略的理性与多变的人性相结合，才有最完美的博弈思维，而只有顾全到理性与人性，才能在人生的策略选择中无往不胜。
相比之下，李斯的惨死、王莽的覆亡、韩信的不得善终，也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这一道理。
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与策略选择，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更是在案例之外的、多变而又耐人寻味的人生博弈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