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并不缺乏博弈的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十分缺乏博弈论的国家。
这种说法似乎很矛盾，实际上解释起来十分简单：中国的历史上，策略的选择，在一个博弈对局中的应对，例子比比皆是，整个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一部博弈斗争的历史。
但同时，中国的博弈者，基本上都持有同一种观念，那就是当自己的实力不够强的时候，就会尽可能地摸透这个博弈对局中的规则，和各方的力量对比，从而制定出最有效、最可行的方略来应对，让自己顺利胜出；而一旦他们的力量大到足以左右局势，却又完全无视规则的存在，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实力来解决一切，而不是遵守博弈的规则来个“费厄泼赖”（Fair Play）。
鲁迅之所以说，翻开二十四史，写满了“吃人”，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说，如果屈原没有被冷落，没有被贬，而是被楚王重视，成了执政的大臣，他会怎么做？在他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用暴力手段消灭他的政敌，保证他的主张能够顺利实行；另一种选择是对政敌采取宽容政策，但是自己的主张受到政敌的诋毁，最终失败，甚至自己都被政敌反戈一击，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样看来，无论屈原选择杀掉政敌，还是选择不杀掉政敌，姑息养奸，最后被政敌所杀，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用暴力解决问题，让“吃人”成为博弈斗争的唯一法宝。
用博弈论来解释，我们只能分析说，屈原在这场博弈的哪个环节失策；或者说，他本应使用什么策略来站稳脚跟，赢得楚王的信任。但是他却没有做到，而且事后一步一步走得更远，错误不可挽回。
博弈论永远不可能教我们，要用“吃人”来解决一切博弈难题。因为，博弈论是基于理性基础上的一种策略性思维，而不是血淋淋的斗争与从肉体上消灭敌手。
历史永远比理论更加复杂，历史的现象也比理论更加丰富，甚至让人无法破解历史中掺杂难分的乱局。这就因为，就每个人而言，具体的、实际的利益，有时候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会突破理性，走向极端。
因此，对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博弈策略，我更多地关注“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事实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各方都皆大欢喜的“正和博弈”，多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策略斗争。
策略和规则，在中国历史中，是永远冲突的，这部《博弈人生》，算是对中国历史人物在博弈中命运的一个交代，也算是用博弈论去观察中国历史人物的沉浮荣辱，为历史提供一种“可能性”。当然，作为作者，我更希望，人们更多地接受博弈论，用博弈论来看历史，看人生，而不是用“吃人”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