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职员家庭。他上中学时就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用功读书，学业名列前茅。抗战爆发后，他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目睹旧寇飞机横行无忌、轰炸无辜的暴行，便萌发了学习飞机制造，亲手设计出自己的飞机，以抗击敌机侵略的强烈愿望，于是从机械系转入到新开设的航空系，改学新的航空专业课程。1941年夏，屠守锷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抗战胜利后，屠守锷带着新的希望，怀着一腔报国热血，辞去了在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工厂谋得的工程师职位，毅然远涉重洋回国。然而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使屠守锷兴办航空实业之梦破产，他便把报国之志倾注到培养航空人才上，遂到西南联大任教，专门开设航空课程。1947年，他在清华大学接触共产党人，吸取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末，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屠守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自觉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北平解放后，屠守锷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任教，担任过副教务长、系主任和院长助理，为新中国的航空教育事业倾注了极大热情，培养了第一代航空专业人才。
1957年2月，由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将，屠守锷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便紧紧地与航天联系在一起。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服从组织的分配，从头学起，为国防事业出把力。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是为个人的某个目标，而是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去干祖国需要的事业。”
屠守锷满怀信心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主持火箭结构强度与火箭总体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开始摸索实践，创造条件边学边干，向一项崭新的工作进军。1957年9月，他作为聂荣臻元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赴莫斯科参加谈判，促进了苏联提供火箭技术的援助，中国开始了第一枚P-2导弹的仿制工作。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止技术援助，给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带来严重困难。在这种境况下，屠守锷铿锵有力地说：“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在他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很快闯过了仿制关，并转入了自行设计的发展阶段。
1961年，屠守锷被任命为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长，不久又兼任总体设计部主任，作为钱学森院长的助手，全面负责导弹研制的技术工作，着手导弹改型设计和技术攻关，先后主持了多种型号的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广大科技人员无不痛心疾首，一时之间失望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屠守锷临危受命，担负了分析查找失败原因的任务。他协助林爽总设计师，指导设计人员开展全面的研究，进行各种环境的模拟分析，做了上百次分系统和总体试验，经过大量的数据处理，反复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查明了原因，采取了措施，对导弹设计进行改进，终于突破了技术难关。1964年6月29日，这种自行设计的导弹再次发射获得成功，后来这种命名为“东风”2号的中近程导弹连续发射8次试验都告捷。
1965年3月，国家决定尽快把我国的洲际导弹搞出来，要求1971年试飞，1973年定型。屠守锷担任了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很快就拿出了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在研制中，他大胆采用各种最新技术，特别是采用了平台计算机制导系统、高可靠大型火箭发动机、高强度铝铜合金箱体结构、精密电液伺服机构等，使洲际导弹在运载能力、制导精度和可靠性等方面达到了先进水平。在总装测试的100天中，他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及时处理问题，保证可靠的质量。1971年，在这种导弹发射前，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关切地问：“屠总，你认为这枚导弹可以发射吗？”屠守锷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做了，目前它的性能状态是良好的。我们认为，这枚作为首发试验的导弹，应该尽快试验，以便进一步检验我们的设计方案，从中找出不足。”1971年9月，第一枚洲际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基本获得成功。但由于“文革”打乱了正常的秩序，屠守锷和许多专家受到冲击，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受到严重影响。屠守锷在“文革”风雨的吹打中得到了锤炼和考验，在被批斗时期还坚持天天上班，埋头工作，查资料，审图纸，搞实验，算数据，提出改进的新设想。甚至在批斗会上，他还凝神屏气，镇静自若，心里在验算着数据或思考着方案，为提高可靠性进行重大设计修改。1975年11月，用这种导弹改装研制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返回式卫星。屠守锷为自己付出心血结出的果实而感到欣喜。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进行发射远程火箭试验的公告，引起世界瞩目。屠守锷整整等了这次飞行试验9年，也努力奋战了9年。在这9年中，他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还经常深入到研制和试验的工作现场，随时精心分析和解决新发现的各种技术问题，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解决火箭的一些技术关键，他深入到各个研制和试验基地，大江南北，大漠高原，到处都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洲际导弹身上的数以万计的零部件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哪怕有一个接触点出现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屠守锷带着各个岗位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检查，查出了几根多余的铜丝，把任何一点隐患都消除在发射之前。即使在率队奔赴酒泉发射基地的列车上，他还在思考着每一次方案决策、每一项技术措施、每一个薄弱环节……在发射基地，他身着工作服，在导弹测试阵地和发射阵地，在测试间和塔架前忙碌检查，做到慎之又慎，细之又细，不放过一个疑点。当洲际导弹在发射台上竖起来之后，他甚至不顾连日劳累，爬上数十米高的塔架，做最后的临射检查，并胸有成竹地写下了千钧之重的“可以发射”四个字。当这枚洲际导弹呼啸腾空，越过赤道，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的预定目标时，屠守锷这个名字也随之传向世界，享誉全球。
在人们欢庆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时候，作为总设计师的屠守锷又不声不响地扎进了新的工作中，分析研究各个方面报来的数据，冷静地思考着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探索着新的目标。他不喜欢出名，不爱抛头露面，对鲜花掌声、赞扬祝贺不屑一顾，乐于不动声色，甘于默默奉献，只是在进一步考虑洲际导弹如何尽快定型，如何改作航天运载工具。他根据卫星发射的需要，又主持了对“长征”2号火箭的适应性改进，提高其运载能力和技术性能。他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的“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自1982年投入使用以来，连续十多次成功发射科学试验卫星和国土普查卫星，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屠守锷从国家高科技发展战略出发，研究了开发航天技术将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他提出应像在南极建立自己的工作站那样，早下决心开发空间技术。他令人信服地例举了发展卫星对普及全民教育、综合开展国土普查、准确预报天气、进行空间生产等带来的巨大效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航天技术的策略和途径。1986年，他支持年轻航天专家提出研制大推力捆绑式火箭的设想，认为运用先进的捆绑技术是立足我国现有技术成果，高速度、少投资发展大型运载火箭的最佳途径。经过大家的努力，我国运载火箭技术获得了一次飞跃，将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一下就提高了三倍，开辟了空间开发和国际商业发射的广阔前景。
在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中，屠守锷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他对如此辉煌的成绩，仍以那样从不突出自己的平常心态，谦逊地说：“我不过是参加工作早了一点，得到了机遇，把我放到了这个位置，换成别人也会做出这样的成绩。我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从总设计师岗位退下来后担任了高级技术顾问，但从不言“退休”二字，仍然在为中国航天描绘壮丽的蓝图。早在1990年“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研制发射成功之后，他对中国航天的未来满怀激情地说：“以我国现有的技术基础，只要稍加改进，就有能力把载人飞船送到轨道上去，这一天为时不会太晚。”果然，屠守锷为载人航天工程献计献策，“神舟”号试验飞船已经上天遨游了。
通天之路是无止境的，屠守锷还在这条路上奋力跋涉，一定会达到更光辉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