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经济虽然得到高速发展，但国内经济安全可以说危机四伏，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追求GDP增长带来的高社会成本、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完善、商业贿赂已然成风。国际竞争使经济安全压力增大，如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越来越大，外资在华并购危及经济安全，外部的经济入侵严重地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当前中国金融安全态势严峻，美国一再施压人民币升值，中美汇率较量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向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综合本国经济因素抵御国内外风险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和平发展时代，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当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思考与极力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每个大众的切身利益：国际“金融大鳄”搅局中国股市楼市，跨国“水龙王”搅浑中国水务，世界“粮食巨无霸”窥视中国粮仓，力拓“间谍门”窃取中国的经济机密……一个个切肤之痛的事例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来还要不断发生！维护经济安全刻不容缓。
一、国内经济安全危机四伏
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全球性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使各国经济发展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现象。经济持续失衡、国际金融持续动荡、强势经济态势持续紧张，经济风险不断上升，经济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目前，中国境内热钱充斥，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庞大外汇储备严重缩水而且仍在继续，资本市场剧烈震荡，通货膨胀居高难下，经济泡沫随时都有破灭的危险，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经济安全。
（一）结构性矛盾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过去30多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增长的势头受到世界瞩目。中国解决了13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人口30年增加了5亿的情况下，实现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在此期间，3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搞城镇化，1.5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中国仍能保持全国的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大动荡，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奇迹。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容否认，中国国内经济领域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并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中国经济率先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复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独树一帜”的表现和成果也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如今，中国经济总量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绝非第二经济强国，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不容忽视。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调整，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仍然进展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在积累，或者加剧原来的矛盾。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9个方面：一是国内的消费结构矛盾。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加剧，国有企业做大，信贷扩张，给地方债务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长远的通胀预期产生后果。二是内需外需结构矛盾。近年来，外贸收窄，有些产品出口额下降但出口数量是增加的，有些产品在世界上占有率更高了。中国如何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转变，面临很大的问题。三是发展方式也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增长和发展方式仍是高耗能、依靠资源的消耗型企业。四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而不能居住下来，城镇化是一种虚假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不是解决了，而是恶化了。五是区域结构存在矛盾，地域结构、地域协调发展仍面临着挑战。六是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矛盾，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很大。七是产业结构矛盾。虽然推出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但结构调整有好多是逆向调整。八是企业结构矛盾严重。政府的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行业，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收缩，出现挤出效应。九是产品结构矛盾十分严重。许多产品不是真正的供大于求，而是产品结构不合适。因此，应通过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实现重质量有效益的总量扩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把经济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注重企业的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不断改革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以及通过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存在上述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中国经济投资比重过高、居民消费比重过低，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甚至已经到了临界点。例如，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投资率连续5年在40%以上，2009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60%以上，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23%。而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的67.1%下降至2007年48.8%，大大低于70%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一个是投资畸高，一个是消费畸低，这种比例的失衡已达到临界点。我国对外贸易额占GDP比例，2007年达到67%，其中出口占37%，这两项指标，美国为29%和12%，日本为27%和15%。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是美国的2.3倍、日本的2.5倍。中国对外依存度全球最高，也已达到临界点。此外，中国的产值能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公斤标准煤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86美元。目前，我国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占我国能源消耗总量的70%以上，其中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8个主要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的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耗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耗总量的73%。这种高能耗、低产出已到了不能持续的临界点。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靠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维持的，这种状况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同时，发展成果的分配严重不合理，也到了不能持续的临界点。在一次分配中，政府收入增加，企业收入增加，而员工收入总额占GDP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下降的。1991年至2005年员工收入占GDP比重，从15.3%下降为11%。另一个数据，近30年来民营、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10%，而职工工资年增长率为1%—3%。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而美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如果加上国有资产收益与土地收益，我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大大高于美国。但在二次分配中，财政开支向政府自身开支和经济建设倾斜，用于民生的支出却是世界最低。这种状况蕴含着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由此可见，中国面临着改革和转折，能否完成新的转折，推进新的改革，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弄不好30年改革的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二）片面追求GDP增长带来的高社会成本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很长时间以来，追求GDP增长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当然，对各级官员来说，GDP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经济发展了，各级官员也就可以获得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盛行多年之后，追求GDP增长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GDP增长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追求GDP增长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片面追求GDP增长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接受的道德体系。每一个人不仅自己这样行为，而且也预期其他共同体成员也有同样的行为。但今天的中国社会显然并不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最终确立为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就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成功。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宗教）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然而，中国现实社会却是与之相悖，是协助资本加速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在这方面，各级官员“发明了”很多的方式，如很多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非道德或者对道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方法）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鼓励和纵容老百姓发展“卖血经济”（这在河南造就了很多“艾滋病村”）。党政官员“******”和其他种种形式的腐败也是推动社会关系货币化的力量。更为重要的表现是政治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任何一个个人与整体社会和经济的结合点，即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GDP和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但居民就业和收入则与之脱节。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最宝贵的身体。当然，偷盗、抢劫、劫富济贫和种种为了生计而衍生出来的暴力行为在当事者那里也具有了合理性（尽管是非法的）。然而，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货币化。货币化和反货币化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内在的冲突。当这个冲突变得不可解决之时，各种暴力（包括对自身的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就表明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社会动荡出现之前，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
（三）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完善
社会经济运行机制问题，是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所谓经济运行机制，就是经济活动主体，为了实现经济目标，相互连接、互相制约，从而推动着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经济运行关系。现实经济生活告诉我们，迄今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仍然是人们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个难题。
1.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概括起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初期，我们开始建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运行机制；“**********”期间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开始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当前中国又正在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经济运行机制这一演变，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以及经济理论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