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秦四》和《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内容大体相同的一件事情，说的是公子池帮助君王做出重大决策的巧妙策略。
关外三国联合进攻秦国，已打过函谷关，秦国十分危急，秦王征询大臣楼缓的意见，想割河东之地与三国讲和。楼缓回答说：“割去河东之地，损失太大；以讲和而免除危机，对国家又很有好处，我也不知该怎么办，这是王室的事情，您还是问问公子池的意见吧！”
秦王就此事征求公子池的意见，公子池回答说：“讲和，过后会后悔；不讲和，过后还会后悔。”秦王追问道：“那是为什么呢？”公子池解释说：“秦国割河东之地而讲和，三国自然撤兵，大王那时必定会说：‘三国军队将要撤走了，我却割地给他们，太可惜啦！’这是讲和之后的后悔。秦国如果不割地讲和，三国军队打过函谷关，必然危及咸阳，那时大王必定又会说：‘我为了保持河东之地，却导致了都城的危险，太不应该啦！’这又是不讲和之后的后悔。”秦王听了公子池的这番解释，立即表示说：“横竖都是后悔，我宁肯要失掉河东之地的后悔，也不想要危及咸阳的后悔。我的主意拿定啦！”于是让人献出河东之地与三国讲和，三国军队随之撤退。
面对三国的进攻，秦国是否应该割地请和，秦王既想退三国之兵，免除国难；又心痛河东之地的割舍，一时难以决断。对这一重大决策，大臣楼缓感到难以参与，投了弃权票，将问题推给了公子池。
公子池能够帮助秦王决策，有两点高明的地方：一是他明确地指出了讲和与不讲和两种选择都会有消极的后果，提醒秦王从消极后果上考虑两种选择；二是他分析了每一选择必然出现的正反两种结果，摆出了两种结果各自的利害程度，使秦王能清醒地对两种选择从必然结果上进行比较。两种选择各有消极后果，秦王自然会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通过比较做出决断。
不仅如此，公子池的更为高明之处在于，他虽向秦王提出了对问题的思考角度，摆出了两相比较的不同结果，但也始终未向秦王提出自己的决策意见。公子池心里明白，无论做出何种决断，其必然的消极后果在决断后出现时，都会使秦王对该决断本身的正确性发生怀疑，从而责怪或暗中记过于决断的提议人。为了避免陷于受君王责怪的境地，自己对此事只能是不公开表态。大臣楼缓对该问题弃权和推诿，肯定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这是公子池能予以理解并愿效仿的。然而另一方面，公了池作为王室成员、国家重臣，对此事又不能置之不理，借口推托，他内心有着十分明确的态度，在向秦王不能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他把自我意见形成的思维方式巧妙地告诉秦王，从而把自己要形成的决断让秦王本人做出来，让秦王本人承担决断的责任。而且，公子池提前告诉秦王，两种决断事后都会后悔的，这就防止了秦王在决断之后可能出现的心理反复，使他始终安心于自己的决策。
应该指出，秦国面对三国的进攻，除割地请和的选择外，另一条逻辑上的选择是守战抗敌。后一条选择既可能导致危及咸阳的失败结果，也可能导致赶敌出境的胜利结果，公子池在为秦王的筹划中，把不讲和的守战选择与危及咸阳的失败结果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而闭口不提可能出现的胜利后果，如果不是当时秦国战局过分糟糕，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那就是公子池对秦王决策的有意误导，是秦国主降派的一种诡计。由于史料记载的局限，我们无法、也无意分析更多的情况，只是要指出公子池协助和诱导君王做出决策的机巧所在。
《孙子兵法》曰：“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九变篇》）公子池对秦王的答问从后悔说起，认为两种选择都有消极的后果，都会导致后悔。这一谈悔献策的方式启发人们，有利的事情往往包含有害的方面，对任何有利事物的追求，都应顾及这一追求同时会造成的消极后果。人们应该在充分估计了消极后果的前提下比较不同追求的优劣，从而确定追求的目标。应该对一种追求的消极后果的出现有所准备，尤其要有承受这一消极后果的精神准备和心理准备。要提前预料到事后的后悔，从而保证永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