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卿大夫祭足在郑庄公死后独擅朝政，一度拥立郑厉公子突为君。《左传·桓公十五年》和《史记·郑世家》载，郑厉公不满于祭足独专朝政，遂安排自己的亲信之臣雍纠谋杀祭足，准备在郊外的一次享宴上动手。雍纠的妻子是祭足的女儿，她知道了这事后回家问母亲说：“父亲和丈夫哪个更亲些？”母亲回答说：“任何男人都可能成为丈夫，但父亲只有一个，二者怎么能相比呢？”雍姬于是就向母亲告诉了雍纠谋剌父亲的计划，祭足遂提前下手杀掉了雍纠，驱逐了厉公，另立新君。
在丈夫雍纠要谋害父亲的关头，雍姬曾经陷入了无所适从的思想困惑中，纵容丈夫，就势必致死父亲；而保护父亲，就势必要出卖和陷害丈夫。丈夫和父亲水火不容的矛盾使雍姬难以找到一种恰当的两全之道，她于是去请教自己从小依偎信赖的母亲。也许母亲从女儿的提问中觉察到了什么不祥之兆，有意引导女儿保护祭足；也许母亲的回答是一种无意之言，总之，母亲给了女儿一种新鲜的价值审判标准，给女儿感情平衡的天平上加重了祭足一方的分量，使雍姬最终做出了亲近父亲的选择。
雍姬和夫、父均有感情，传统观念也要求她对两人同时亲近，但她无法实现这两个相矛盾的要求。当她用自己新获得的价值审判标准重新看待和夫父二人的不同关系时，终于发现父亲比丈夫更应亲近，于是不得不丢弃和雍纠的夫妇关系，背弃了传统观念中的一种要求。尽管雍姬的价值审判标准体现着母亲的意志，包含着一种片面的因素，但它毕竟帮助雍姬摆脱了两难的困境，推动当事人完全根据事情的性质、而不是依据观念的形式要求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使当事人在客观效果上对传统观念做出了积极的挑战。
雍姬是如何获得雍纠谋杀祭足的秘密的，《列国志》第十一回渲染描写了如下的过程，雍纠与厉公商定了谋刺方案，回家后见到妻子，不觉有惶遽之色，雍姬心疑相问，雍纠开始回答无事，因妻子再三追问，遂应付说，“君欲使汝父往东郊安抚居民，至期，吾当设享于彼，与汝父称寿，别无他事。”雍姬问，“子欲享（即“飨”，设酒食款待）吾父，何必郊外？”雍纠回答：“此君命也，汝不必问？”雍姬愈加怀疑，晚上劝雍纠喝了许多酒，乘其昏睡之时故意问道：“君命汝杀祭足，汝忘之耶？”雍纠在梦中糊涂答应说：“此事如何敢忘？”次日早上，雍姬对丈夫说：“子欲杀吾父，吾已尽知矣。”雍纠还想否认，雍姬告诉他：夜来子酒后自言，不必讳也。”在她做出了“既嫁从夫”的保证后，雍纠告诉了她谋杀祭足的全部计划，看来雍纠并不准备向妻子告知谋剌祭足之事，但他的妻子从其惶遽之色中看出了他心中的不安，追问出了他的破绽，酒后设问使他对谋剌作了确认，次日以言相诈使他告知了全部谋刺计划。雍姬于是获得了丈夫的全部秘密，她是一位很有心计的人物。
当雍姬向母亲询问“父与夫孰亲”的问题时，母亲为了讲清“父亲于夫”的道理，告诉她说：“未嫁之女，夫无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无再生。夫合于人，父合于天，夫安得比于父哉？”这里的论证基本上合于史籍之载，但理由列举得更为宽泛和具体。《列国志》作者所添加的思想内容，凝结着他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某种新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