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士大夫居官不可竿牍无节，要使人难见，以杜幸端；居乡不可崖岸太高，要使人易见，以敦旧好。
“译文”
一个作了官的读书人，对于求职的推荐书信不能毫无节制地接待，对事处人尤其要保持一种严肃恭谨的态度，对所求的人要尽量少接见，以便防范那些投机取巧、奔走钻营的幸进者；一个退休了的读书人，当你隐居乡间田园以后，就不能再摆那种高不可攀的官架子，平日跟家乡父老要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便敦睦亲族邻里的感情。
“解说”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群臣仍以往昔共同作战之时的态度相处，嬉闹无间，刘邦颇感不是滋味，于是听从儒士之言制定上朝觐见规章，令文武百官熟习数月，自此君臣之间礼仪有序，朝廷上气象森然。不过，春秋以来，因礼废饬，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故而刘季衣锦还乡，落得老家人一顿讥笑臭骂。从这里可以看出，居官与居乡，在态度上要有所不同，以适应人情世态。
“例解”
革新不切实 为政好务虚
“周公恐惧流言时，王莽廉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首有名的诗是白居易非议和责难王莽“代汉”的“罪行”时写的。白居易认为王莽篡汉是触犯了封建正统观念，所以他写了这首诗表示对王莽的指责。然而，历史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王莽是不是象当时或后来传说的那样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
不是！至少他的探索改革、救灾安民、褒善显功是可以肯定的。他改革的失败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一切改革家都可以从这份遗产中吸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现在来看看王莽改革的始末成败吧。
王莽是孝元王皇后的侄子。王氏家族在元帝、成帝时期担任过各种要职。一家共有9个列侯、5个大司马。只有王莽的父亲王曼早逝没有封侯。王莽从小恭敬俭朴，勤奋学习，侍奉母亲和守寡的嫂子，抚养已经死去了父亲的侄子。王莽的伯父王凤生病，王莽尽心尽力在跟前侍侯，事必躬亲，大至请医把脉，小至煎药倒尿，煎好的药还亲自尝过才端给伯父喝。在王凤生病期间，王莽蓬头垢面，接连几个月未曾宽衣睡觉。因此，王凤在弥留之际，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和成帝，后来被任命为黄门郎，提升为射声校尉。
虽然如此，王莽没有因“阔”而“变脸”，他对街坊邻居、同窗朋友，上下同事，仍能一如既往，坦诚相待，而且，随着王莽的官位的提升———后来又封新都侯、光禄大夫、侍中，王莽不但没有象一般人那样摆越来越大的官架子，相反，作风越来越谦恭。他经常把车马和好衣服送给宾客，以致他家里没有什么可算得上宝贵的财产。
也许有人说这是伪君子，全是为了篡权装出来的，就象白居易诗中说的“谦恭下士时”是指另有所为一样。但是，一个人仅靠欺骗是长久不了的，后来，王莽当上了大司马，他完全没有必要再装了，可是，他仍旧和过去一样，倾尽家产，结交豪士。自己的生活仍是十分节俭。他母亲病了，官场上朋友们派妻子、女儿来探望，只见王莽夫人布衣敞屣，不施脂粉，人们以为是下人，一打听，才知这是大司马的夫人。在人们吃惊之下，王莽的名声也传遍天下。
不但如此，不少地方还表现了他严于律己，大义灭亲的好品质。有一次，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王莽听得大怒，逼令王获以自杀抵罪。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奴婢的命又能值多少钱呢？也许连一条牛、一匹马都抵不到，和大司马的儿子更没法比了。可是，王莽却因一个奴婢而杀了自己的儿子。就此一点，不能不说他是当时社会中杰出的官员了。
平帝元年，王莽重返长安辅政。当时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新兴的封建制度刚刚建立，上升着的地主阶级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这种速度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豪强势力甚至比官府还大，富者凿池开道，优游行乐；穷人离乡背井，逃荒求乞。人民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中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去偷、去抢、去杀。农民起义犹如干柴布满了全国各地，只要有一点火种，就可能蔓延成燎原之势。
一些有识之士也想通过种种改良的办法来减轻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对这些办法统治阶级内部并没有人理睬，加上贵族阶级的反感和商贾的不合作，使这些改良的设想一一胎死腹中。
人们期望着“变天”，王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出头椽子”。
王莽辅政后便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公元9年，王莽代汉，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便下令改制。
首先是解决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的问题，这是当时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王莽上台伊始，就下令实行王田制，把全国的田改名叫王田，一律收归国有，不准买卖。这是王莽企图解决土地问题的大胆尝试。
在推行王田制的同时，还颁布了奴婢政策，奴婢改为私属，不准买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奴婢的生命安全，同时堵塞了农民沦为奴婢的渠道，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王莽还对币制实行了改革，他可能想通过频繁的货币改革来剥夺商贾积累起来的财富，因为每更换一次币制，前一种货币就一钱不值，这样，谁也不可能积累起万贯家财了。
这些改革确实是抓住了社会矛盾的核心，触及到问题的要害，他想用一贴猛药解决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病根。可惜，这是一个空想。他的这些改革，收效甚微，最后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相脱离。王莽设想的王田制固然是理想模式，但当时土地私有制已经根深蒂固，在这个时候，让全国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是不现实、也行不通的。王田制公布后，地主并没有交出应该交出的土地，无地少地的农民也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土地。尽管王莽法条森严，但是土地买卖依然如故。这说明西汉是封建社会刚刚形成时期，对封建制度来说，还处于上升阶段，它产生的社会矛盾只能借用社会动荡来暂时得到缓解，靠自身调节既不是时候，也不可能。王莽想人为地通过行政命令来抗拒整个历史发展趋势，当然是不能成功的。他的改革基本是书生政治的一次尝试。
又如币制改革，用心应该说是好的，但是后果却是坑害百姓。因为小老百姓本来就没有多少钱，而王莽却接二连三地进行了5次货币改革，每一次折腾，都使小老百姓破产一次，人们从在贫困线上挣扎变成掉入水深火热的灭顶之灾中，所以，王莽的改革得不到民众的拥护。
以权谋私利 高官被罢免
裙带关系一向是政治台阶的攀援物，是影响人们升降的重要因素。有的人因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有人因亲朋之故身受牵连，祸及家族。德国前经济部长、副总理默勒曼就是因为后者被迫辞职离开政坛的。
默勒曼出生于1945年，大学毕业后担任教师。27 岁时被选任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后来由于在政府中享有很高声誉的前外长根舍的栽培，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先当外交部国务秘书，不久，即当上了教育部长。1991年，又获得受大多数人青睐的经济部长的职位。过了一年，出任德国副总理。完成了他政坛上的“三级跳”。
默勒曼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把政治和生意放在一起，在德国，是绝不允许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但是，默勒曼以自己出色的技巧蒙骗了许多人。他在担任联邦议员时，就和人合伙开办了广告通讯社，而且还买了一家出版社的股票，成为不小的一个股东。
一个人就怕自以为是，他当了副总理后，并不改正过去不好的行为，仍然象以前那样把政治和经济利益挂起钩来。孰不料，再熟练的演员也有在台上演砸的时候，这一次的事情是这样的：
默勒曼夫人的堂兄阿佩尔豪夫经营着一家化工塑料厂。他根据市场情况，生产出一种用于打开超级市场购货手推车锁链的塑料片。新产品生产出来后，在推销过程中，碰到了难题而“卡壳”，因此，他想用默勒曼这个亲戚的关系，打开销路。
默勒曼接到阿佩尔豪夫的请求后，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1992年3 月17日，他提笔用经济部的信笺和信封给7家公司写信推荐他堂兄的产品，末了，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其实这封信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说，假如各公司、商场对这种产品有兴趣，就可以和阿佩尔豪夫等人联系。
后来，由于这封信的推荐，阿佩尔豪夫的经营公司突然火爆起来，客户骤增，当然，他的产品也销得很好。
然而，默勒曼却倒霉了。9个月后，德国的《明星》画刊得到了这封信，后来毫不客气地在刊物上揭露了身为经济部长、副总理利用职权为自己亲戚谋私利的丑闻。这一原本在我们有些人看来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事，却给这位副总理致命的一击。看来“舆论监督”不是一句空话，它到底还是起着它应该起的作用。
《明星》画刊的发难，使人们马上联想起他以前和商界的种种关系。全国舆论哗然，指责他以权谋私，亵渎了联邦政府的法律，进而要求他引咎辞职。
真是“阴沟里翻船”，默勒曼做梦也想不到区区小事会弄得全国沸沸扬扬。迫于形势，他不得不搪塞过关，他出面解释说，那些信件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秘书用他签过名的空白信笺写成的，他本人并不知情。
这拙劣的解释当然骗不过舆论界。《明星》画刊发表声明说，且不论默勒曼的解释的真假，就说其属下能擅自以部长名义推销产品，问题也是严重的，更何况推销的产品又是部长夫人的堂哥公司生产的。
对此，默勒曼当然无言答对。他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暂时离职去别国度假。时间一长，什么事都会淡化的。他不相信，就这点小事，非要穷追猛打不可？
可舆论偏偏就抓住不放。默勒曼求助于他的靠山根舍，根舍表示爱莫能助。自民党领导对自己党员的丑闻也感到难堪，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保持自民党在政府中的地位，1993年1月3日，自民党执委会开会，决定让默勒曼辞去经济部长职务。这样，默勒曼这位政治上原本颇有前途的经济部长、副总理只能和政坛告别了。
裙带关系上的一件“小事”，害得默勒曼丢了自己的乌纱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定是默勒曼的肺腑之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