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生与死这一客观现象，是人生观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人而言，死与生都是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因此，人们想探究死后的世界的固执念头在任何时代都没有间断过。从古至今，很多思想家都试图解释生和死的普遍现象，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在人的一生中，生死考验是最严峻的考验，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是最崇高的精神。毛泽东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张思德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雷锋为了人民的事业而牺牲，白求恩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而牺牲……面对英烈，我们每一个大学生崇高的敬意会蓦然从心底浮起，烈士之魂浩然，英雄之魂长存，英烈犹如火中的凤凰，英烈将在涅檗中永生。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为她献身，那么，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不会得来的。作为大学生。在一生当中随时都可能受到生与死的考验，在关键时刻，是退还是上。毫无疑问，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是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因此，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对当代大学生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无数共和国的先烈，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宁，把一切都献给伟大祖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们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无上光荣。他们在平时，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事业做贡献，在危难时刻，当革命需要贡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时候，义无反顾，笑洒热血，让生命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虽然人总是会死的，但是其灵魂只要与理念有联系就是不死的，因此以理念为目标提高灵魂的水平就是最好的生。这是肯定了灵魂不死的生死观。为了得到更好的来世，必须认真地对待死，与其重视生，不如重视死。古希腊的另一着名思想家伊壁鸠鲁则认为，死只不过是生物的原子要素的分解，去世是单纯的自然现象，因此不应该恐惧来世的死，而应该享受现世的生，这就否定了灵魂不灭。
我国古代进步思想家对生死问题看得很清楚，都采取了辩证的观点。孔子反对过分地纠缠死亡问题。“季路，求教如何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敢问何为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第十一）庄子把生死看做气的聚散，认为死是气的扩散和人的休息。这些积极理性、健康达观的生死观．是我们今天仍然值得肯定和提倡的。而各种有神论和迷信观点。在骨子里无不透着对于死亡的恐惧和不安，是我们应该继续批判的。
《庄子》一书对人的生死问题有不少论述，其中“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这句名言，揭示了人对待生死问题的一个角度。即由死观生，善死是由善生规定的，要想获得圆满的死亡，必须着眼、着力于健全而有意义的人生。
人的一生，由生存和死亡两部分组成。生和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没有生，则无死；没有死，则无新生。就人的个体生命来说，每过一天、一月、一年，也就向死亡逼近一天、一月、一年。人们在享受生活的每一时刻，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死亡。因此，正视死亡并冷静地加以思索，懂得如何去对待死亡，是确立正确人生观的一个基点。如果脱离这个基点，忌讳并且惧怕死亡，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那就是残缺的而不是真正的人生。
人们都希望善死，死得平静、安详、无牵无挂，死而无憾，死得其所。人刚来到这世上时，本一无所有。金钱、名誉、地位、权力、房子、车子等等，都是后来才拥有的。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往往离不开这些东西。这些身外之物，如果取之有道，是通过自己诚实劳动获得的，没有损害他人、集体和国家，而且用之得当，那将受到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死不能带走的东西，绝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人如果为了功名利禄而活着，那他就步入了人生的歧途，就会在这个歧途中活得很累，很不自在；他会不择手段地沽名钓誉，聚敛财富；或者丧失人格地去跑官要官，献媚取宠；或者费尽心机地去诋毁和损害别人，抬高自己。这种人的内心很空虚，往往在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中打发时光。这种人，结局逃脱不了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最终要被千夫所指，死后留下骂名，遗臭万年。许多反面人物的恶死结局表明，物欲不可膨胀，对身外之物不可痴迷。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人生要有修养、作为，更重要的还在于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确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深明生而必死的规律，向往“安于死而无愧”、“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的善死局面，力求在短暂的人生中，发挥聪明才智，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身处清贫，却活得很充实；历尽艰险，却无怨无悔。他们或者壮烈地捐躯于血与火的战场，或者默默献身于平凡的工作岗位。他们在临终回首往事时，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的人，躯体虽然已经死亡，但精神却永存，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价值的轻重，完全取决于人生的修养、作为。人生旅途短暂，有志有为者当珍惜分分秒秒，充分挖掘潜在的生命资源，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生、正确地对待生和死、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提供了基础。人的一生是有机体从生长到衰老的过程，生的必然已经孕育了死的必然，这是任何人都只能正视而无法回避的。人死后是没有灵魂的，“形神俱灭”。但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在于能够珍惜生命，使有限的人生实现最大的价值；能够勇于为理想、为最有意义的事业献身。
科学的人生观在探讨成功与失败时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成功的人始终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和最有益的经验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失败者刚好相反，他们的人生是受过去的种种失败与疑虑所引导和支配的。有些人总是抱怨说他们现在的境况是别人造成的，环境决定了他们的人生位置，他们的情况也是无法改变的。成功者则认为自己的境况不是周围环境造成的，说到底，如何看待人生，由自己决定。纳粹德国某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维克托·弗兰克尔说过：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马尔比·D·巴布科克说：最常见同时也代价最高昂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成功依赖于某种天才，某种魔力，某些我们不具备的东西。其实成功的要素掌握在成功者自己手中，成功是正确思维的结果。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并非由其他因素。而是受成功者自己的态度所制约。一个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一个人的成败，正如人们所说，我们怎样对待生活。生活就怎样对待我们。我们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我们。刚开始时的态度决定了最后有多大的成功，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一个人越能及早地树立科学正确的人生观，就越能找到最佳的态度。难怪有人说过，我们的环境——心理的、感情的、精神的——完全由我们的态度来创造。一个人有了积极的思维并不能保证事事成功，但积极的思维肯定会改善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但并不能保证他凡事心想事成；可是，相反的态度则必败无疑，实行消极思维的人必不能成功。从来没有过持消极态度的人能取得持续的成功。同时，人生观在进一步深入解析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时注重引导人们正确理解机遇与命运的关系。由于历史上遗留至今的人们心理上对“命运”的敬畏，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因而把机遇看成了智慧女神对“幸运儿”的馈赠，而把失败归之为命运不好，运气差，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在科学研究领域，人们有时会遇到某种偶然的现象，并由此取得重大突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研究葡萄球菌时，忽然发现本来长得很好的葡萄球菌全部消失了，经仔细观察分析，原来是被偶然掉进去的一些青霉菌杀死了，于是他进一步研究，发明了青霉素和其他一系列抗菌素。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研究低压放电现象时，偶然发现阴极射线放电管附近一包密封的照相底片感光了，他深入探究，发现了x射线。瑞士化学家雄班在家里做试验，有一次不小心泼洒了一瓶硫酸与硝酸的混合液，便随手抓起妻子的棉布围裙去揩擦干净，随后把围裙放在炉子上烘烤，只听“噗”地一声燃烧起来，他由此受到启示，发明了“火药棉”（烈性炸药）。在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且看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一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中“铜雀”指曹操的娱乐场所铜雀台，“二乔”指的是颇有姿色的大乔和小乔。诗人设想，假如东风不来给周瑜方便，曹操极有可能打败孙刘联军，二乔就要被锁在铜雀台了。其实，当时的东南风只是一次偶然的天气现象，周瑜善于捕捉这一天赐良机，才是赤壁大战取胜的真正原因。当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原想率船队横穿大西洋，开辟到印度和中国的航线，那时人们根本不知道在欧洲与亚洲之间还有一个美洲，只是因为“不幸”偏航才偶尔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次意想不到的奇遇，使他成为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它也被学者称之为“机遇”。
如此说来，科研的成功，战争的胜利，新事物的发现岂不是要靠“运气”？显然不是。现实中，由于简单而貌似容易的观察导致重大发现给人以深刻印象，往往容易使人们忽略成功者跋涉的艰苦旅程；还由于历史上遗留至今的人们心理上对“命运”的敬畏，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因而把机遇看成了智慧女神对“幸运儿”的馈赠。一些人有时未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即怨天尤人。甚至把失败归之为运气差，没碰到好机会。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科学正确的人生观能够帮助我们理清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从哲学的角度讲，一方面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另一方面，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它总是受必然性的支配。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偶然性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也就是说，看起来是偶然性的东西，实质上是必然性在起作用。这种必然性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偶然情况是不会经常出现的。只有那些长期在实验室、工作一线。积极勤勉、终日操劳的人遇到偶然的可能性才会大一些。其二，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不是机遇，而是人们对机遇的反应和看法，偶然现象本身不是一种既成的事实或结论，它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发现问题和创造成功的机会而已。
那么。怎样才能发现并及时抓住偶然的机遇，从“偶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呢？有这么几点非常重要：博学之，开拓知识视野。“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明辨之，要有敏锐的判断力，善于通过一些琐碎和不起眼的疑点，把握其中有希望的线索；审问之，大胆提出质疑，质疑是创新的起点；多思之，建立丰富联想，联想有时比知识更重要，一旦发现偶然现象就立即搜寻与之可能联系的其他情况，由此及彼，才能有所发现；笃行之，长期辛勤耕耘。要有冲破传统藩篱的勇气，锲而不舍，在积累经验的同时扩大“偶然”成功的可能性。正确的人生观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安与危作为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历史上，中华民族饱经忧患，仁人志士无不充溢着忧国优民的忧患意识。比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等等，讲的都是面对国家的安危盛衰变化应该如何正确应对的道理。唐代名臣魏徵更是多次从“思危”与“忘危”两个方面，把这个问题的利害得失讲得十分透彻明白。自古以来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明末李自成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曾把郭沫若总结李自成失败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作为必读文件印发全党，教育广大干部“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从本质上看，所谓忧患意识，是指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信仰、生存、地位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这是一种清醒的超前意识，目的是为了使历史发展进程避免或减少可能出现的失误和曲折，以造福国家和人民。所以，无论在思想方法上还是精神面貌上，忧患意识都称得上是一种科学、积极、健康的心态。
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着名论断。欧阳修的这一论断，其根据来自五代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从“思危”到“忘危”，由“兴国”到“亡身”的史实。李存勖是晋王李克用的长子。他不但“善骑射，胆勇过人”，而且“稍习（春秋），通大义”，可谓文武双全。李克用临终时，把三支箭交到他手上，告诉他还有三个仇敌没有消灭，殷殷嘱咐说：“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李存勖谨守父命，把三支箭珍藏于宗庙之内，每次出征都郑重地将其装进锦囊，以激励自己的复仇意志。正因为李存勖如此心存忧患，不敢有丝毫懈怠，他才最终消灭了后梁，统一了北方。但三个仇敌消灭．龙椅稳坐后，李存勖就荒疏了政事。他整天沉溺于“俳优杂戏”之中，不但不封赏身经百战的死节之士，反而不顾群臣反对。任用两个伶人（唱戏的）当了刺史，并听信谗言，杀了大将郭崇韬。正是这样的醉心享乐，不分忠奸，使得他在危急关头众叛亲离，最后终于被伶人郭从谦等乱箭射死。这实在是一条反映了国家安危、盛衰、治乱变化规律的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提高，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国泰民安、祥和欢乐的盛世景象。但是，切不可因此而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而淡化了忧患意识。这些年来，我们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更会遇到一系列严峻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小康，当代大学生应该联系“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古训，警钟常鸣，自省自励，把“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要求牢记在心，努力掌握科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