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殷人与商人的献礼
18世纪以来，欧美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山海经》做了详细的研究，对哥伦布第一次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最早到达美洲新大陆的人不是意大利人哥伦布而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殷人。
一些外国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山海经》这部世界上最古老的地理志，是一部包括整个世界旅行的记叙，它的成书年代在公元10世纪前后；这部书的《山海东经》《大荒东经》中的描述，似乎同墨西哥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地区有关，而《东山经》中的叙述仿佛同北美洲、中美洲和墨西哥湾地区有关。于是，他们提出了中国人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到达了北美洲的说法。后来学者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墨西哥及美洲地区有许多遗物和遗迹具有中国商代文化的特征。有的学者还推测，这些殷人是从山东半岛下海，南下到台湾岛，又沿琉球群岛北上至日本列岛，再向东北经阿留申群岛到达北美洲的加利福尼亚海岸，然后循海岸到达墨西哥，在那里定居下来。美洲海岸的那些具有中国商代文化特征的遗迹，就是这些殷人带到美洲大陆，并传播到南美洲的。
近年来，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先后发现两处古代海船使用的“石锚”，一些学者断定它们来自亚洲，有些学者更断定这些是中国人航海到美洲所遗留下来的产物。但这些观点都存在争论，有的学者还认为中国的商代根本不具备横渡太平洋的航海条件，北美洲新发现的“石锚”，也不一定是亚洲的遗物。
我国是很早就出现了舟的国家，但具体所出现的时间已经不能准确地考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并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走向海洋，为我国的航海业奠定了基础。在我国的原始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所以我国古代先民所处的自然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我们的祖先并没有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征服，而是不断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并且在这不断的抗争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舟和筏的制作是很容易的，即使是在原始社会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因为它易于取材，制作简便，是很好的水上工具。我国各族人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制造了各种形式的筏，如江南的木筏，漓江上的竹筏，黑龙江鄂伦春族的桦树皮船、藏族的牦牛皮船、九曲黄河沿岸的羊皮筏等。这些舟和筏的产生对我国古代交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舟和筏的制造可以足够说明中国在远古时期已经有航海活动这一事实，并且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出土的文物来对我国古代先民的航海历史进行考证，比如说在蓬莱紫荆山遗址中出土了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直口筒形罐，还出土了作为辽东小朱山中层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几何形纹，如平行斜线纹、叶脉纹、网络纹、印压纹等纹饰的陶器。在旅顺口郭家村上层发现了又黑又亮又薄、轮制磨光的黑陶及精制的三足杯之类陶器。上述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已交流渗透到了辽东半岛沿海地区。这种地区间的文化渗透是远古先民不断进行航海探索的结果。
我国远古时代的航海方法一定是很原始的，但必须有最可靠的陆标定位来导航。我们的祖先要把熟悉的地形地位保持在自己的视线内及记忆之中，以保证不迷失方向。
根据考古的发现，在我国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船的基本雏形，都是木质的帆船。这时期的船只制造已经进入了有规划的阶段，造船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工艺。夏代生产力进入了飞跃发展的阶段。这时也有了规、矩、准绳等木工生产工具。夏朝建造木板船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
随着夏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我国远古先民对造船技术的不断改进，在夏朝时已经出现了帆船。这时候，有了带帆的木船，就为我国古代先民航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船上有了帆，这就大大推进了船前进的速度。这是船舶推进动力的一次飞跃，也是人类对自然风力资源创造性的开发。木板船上使用了风帆，就可以因风致远，使航海范围日益扩大，向大海的深远处前进。帆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的伟大智慧。
到了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在抵达黄河边的孟津时，姜尚号令参加伐纣的诸侯：“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既然大军渡河的工具是舟楫，那么就可以看出周人的造船业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在西周灭商后，西周已和朝鲜有了密切的联系，当时既然早已有航海活动，那么和日本有往来也是有可能的。
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上有将军崖岩雕，它刻在黑色岩石上，上面可见农作物、人面、鸟兽、星云等图案和各种符号。这些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沿海居民的天文知识。他们在多年的航海实践中积累了天文观测的经验，可能已知道利用太阳、月亮和某些星辰的出没规律来辨别方向，以指导出航、返航和进行捕捞等活动。这是人类征服自然、争取生存的必然结果。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人早在距今七千年前就以原始的舟筏浮具和原始的导航知识开始了海上航行，说明中国和地中海国家一样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祥地。
由于造船业的发展，殷商时，帝王们已经可以用大量船只追捕逃亡的奴隶了。木板船产生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它的抗风能力较差，只有当抗风浪能力较强并能借助自然风力进行较远距离持续航行的木帆船出现后，人类的航海活动才更为主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造船与航海的技术都有所提高。当时东南沿海的居民，被统称为越人。这一时期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提高与他们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越人用船代替车、马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已经掌握了相当娴熟的驾船技术。建立在今天江苏、浙江一带的吴国、越国，都拥有海上船队。
总之，在先秦时期，我国已有了海外贸易的萌芽。主要是因为在此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为航海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二）始皇帝的策略
到了秦始皇时期，我国的航海与造船事业更加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重视。秦始皇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从山东半岛下海，去向仙人求取长生不老之药。据说徐福后来所带的人到了日本，并在那里定居。我们不管秦始皇的举动是如何的荒谬，也不需要去探求徐福这些人的下落如何，仅仅是这些人一起乘船出海去远航这一件事，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航海技术已是相当的发达。
秦始皇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那时我国的国土东到大海，自北往南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已形成一个既是大陆又是海洋的国家，为航海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随着冶铁业的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贸易的发展，对造船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秦始皇先后五次巡游，除第一次是在公元前220年西巡陇西外，第二次至第五次都是巡游海上。第三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东巡至碣石，刻石立碑。为追求长生不老又使燕人方士卢生入海求羡门、高誓等古仙人，不得而还。第二年，命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收复黄河以南河套地区。第四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不久后就不辞辛劳多次巡游海上是有其政治、军事、经济目的的。这时，齐、燕、越等沿海之地新并不久，六国遗民充满仇视心理，妄图复国，秦始皇不得不到各地去了解情况，进行招抚工作，加强统治，以防政局不稳。
秦始皇在泰山碑文上写道：“既平天下，不懈于治。”他移民改俗，屯戍海防，刻石立碑，炫耀威德，利用沿海地区的经济、航海力量支持边防军事所需。秦朝不仅要发展中原以外的经济，而且要通过沿海港口向海外谋取经济利益。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就取得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秦始皇多次乘船航行于江、河、湖、海，如果当时没有较前代发达的造船航海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秦朝开创了我国造船航海业的新时代，是我国航海发展的萌芽时期。
（三）令世人骄傲的汉代贸易
在两汉时期，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已是相当的发达，航海与造船技术的创新开辟了新时代。汉代的造船业颇为发达，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有造船工厂，造船的技术水平比春秋时期的更高。有记载说汉武帝曾经造大船，可以载数千人。
在西汉时期，统一的封建王朝继“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之后，到汉武帝时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这时期的汉朝，不仅国力强盛，而且对外的影响也迅速地扩大。所以这时期的海外贸易也特别的频繁，这就为我国的航海事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汉武帝竭力加强造船业，建立强大的水师，并七次巡海航行。这一时期的航海业与造船业已达到相当发达的时期。
据古籍记载和对现代出土的汉代船模的研究，可知汉代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种类型的船，有客船、货船、战船等。战船有很多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而来的。战船比民船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战船结构、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首先要坚固，能防御敌人的进攻，还要有攻击性，要配备能进攻的武器，还要求速度，更要灵活，进退自如。所以战船代表了当时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
汉代我国造船技术已经成熟。最能说明汉代造船技术高超的是“楼船”。楼船是水军的代称，也是对战船的通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
元狩三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圆四十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船上能起高楼，所以叫楼船。这是汉代重要的战船船型。楼船秦时已有，汉代时，其规模、形制均较秦时大得多，楼船的大量出现是汉代造船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西汉有很多水师基地。水师常备军皆驻扎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属于所在郡守统辖。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完成了对东瓯、闽越、南越等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统一，巩固了海疆，为东南与南方沿海航路的畅通打下了基础，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还曾七次巡海，不但规模很大，而且时间也很频繁，有时一年一次，直到他死去的前两年，在69岁高龄时还在巡海。
元封元年春，汉武帝首次东巡海上，齐人趁机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万人。武帝派出了与徐福东渡规模相等的数千人的大船队探寻日本之路。甚至要亲自率船队出海赴蓬莱求仙人，经群臣苦谏才罢。随后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东巡行到辽西，后于五月回都城长安。元封二年春正月，仅距第一次巡海六个月，武帝再巡东莱留居数月，求神仙无所见。
此后，中日航线的中间障碍（朝鲜）被打通，汉人大量迁徙到朝鲜、日本。元封五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长江中下游造船基地，再从浔阳率一只大船队“自浔阳浮江，射蛟江中，获之”。元封六年十月，武帝东巡至海上，查元封元年派遣出海寻仙船之下落，因未见返航，再派第二批船队出海东渡。太初三年春正月，武帝又东巡海上求神仙并了解出海船队情况，仍未见返航。四月，封泰山，禅石阁，还长安。
太始三年二月，武帝又东巡，求神仙，至琅邪，然后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还”。征和四年春正月，武帝最后一次巡海至东莱，欲亲自浮海求神仙，群臣谏阻不听，适逢海上大风十余日，海水沸涌，楼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
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国往来。汉武帝元鼎六年，统一了南越以后，便派出使者访问东南亚各国。访问的航线是从广州的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天的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横渡印度洋到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及斯里兰卡。在《汉书·地理志》中已经有关于丝绸作为商品输出到东南亚以及南亚各国的最早记录。这条南海航线，就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这条航线上，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东南亚以及南亚各国，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主要对外航线。同时，发展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必须要创造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要有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此时的汉朝造船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能够建造相当大的船。
在汉武帝的努力下，汉朝先后开辟了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汉代的帆船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的海外贸易活动。
这时期，我国海船经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航行，即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中国从此处可购得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中国的丝绸等由此可转运到罗马，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在他的著作《自然史》中说，罗马恺撒时代斯里兰卡岛的拉切斯等四人从海道出使罗马，据拉切斯对罗马人说，他父亲曾亲自到过中国，还说中国和罗马都与斯里兰卡有直接往来。普林尼还介绍说罗马贵族“投江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罗马贵族把珠宝除留给自己享用外，还以它们“远赴赛里斯（中国）以换取衣料（丝绸）”。
（四）活跃的隋唐时代
隋唐时期，中国的海外交通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中日、中朝之间开辟了更加方便的航路，南海航路上的大食、波斯、天竺、昆仑等国的海运也进一步地兴起，大批的商船来华贸易。中国第一次出现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
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对发展对外贸易都持有很积极的态度，这就对我国这时期的造船与航海事业有了很大的帮助。隋炀帝接受大臣的建议，在洛阳允许中国人与外国商人贸易，这有了许多通过航海来到中国的商人和大臣。隋炀帝此举显然鼓励了海外的贸易，这样就间接地促进了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同样，唐政府对海外贸易也是十分的重视程度，唐玄宗封南海神为广利王，这也说明了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同样为我国的航海事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