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缓慢增长，他们开始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对于清王朝与列强勾结起来继续维持旧秩序更是表示强烈不满。为了制造政治舆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深感原有的、与时代相脱离的文言文愈来愈不能适应自己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要求了。一些改良派人士首先起来抨击文言文，要求推广白话文。
1898年春，江苏无锡举人裘廷梁在上海《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接着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为变法摇旗呐喊。在变法浪潮推动下，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出现了白话报热。《无锡白话报》率先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林獬先后创办《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陈独秀在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此外全国各地，办有《宁波白话报》《启蒙通俗报》《苏州白话报》《伊犁白话报》《智群白话报》《白话》等不下十几种。还有采用白话文撰写各类文章的报刊更是不计其数。
在裘廷梁看来，推广白话文，废除文言文是变法的首要条件。他在《无锡白话报》序文中说，要变法就得“开通民智”，而要“民智大启”就必须废除文言文，而推广白话文的最佳途径又是从白话报开始。裘廷梁把推广白话文作为变法的根本，这与康、梁主张变法之本在于实行君主立宪制、兴产业相去甚远，显得本末倒置，是远远不及康、梁斗争水平的。但是，康、梁要求废除八股文并不意味着也要求废除文言文，而裘廷梁则明确要求“崇白话而废文言”，从这方面讲，裘廷梁又比康、梁高出一筹。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破产。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开始意识到不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是无法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白话文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们也开始把天赋人权、人类平等诸种学说演成白话，用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给清末白话运动注进了新的内容。
林獬用“白话道人”“宣樊子”等笔名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了61篇文章。他愤怒谴责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出卖主权，“把我们中国的土地，也不晓得丢了多少”。他说，不打倒清王朝而要使中国独立富强仅仅是一种幻想。《中国白话报》最后直截了当地喊道：“我们中国这样腐败，现在还不革命，真是没救了。”
被誉为革命党大文豪的陈天华，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用白话文写下了众多的宣传品。1903年，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陈天华抓住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一主要矛盾，把20世纪初年中国人民面临的生死存亡这一根本问题摆到大家面前，他说，帝国主义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势力圈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若再这样继续下去，“亡国亡种，就在眼前。”如果亡国亡种，中国的百姓“连鸟兽都当不得了”。因此，中国人民只有起来革命，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另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在《白话》《中国女报》上发表许多白话文章，要求妇女们关心政治，投身革命，去“灿祖国文明之花，为庄严国民之母。”孙中山先生的战友陈少白更在香港组织白话剧团，所演白话剧，时人评为均属唤醒国魂，解放专制之作。此外，陶成章、蔡元培等也写了不少白话文章，宣传革命真理。
清末白话文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冲击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引起了清廷的极大恐慌。龙华会一成员因宣传《猛回头》而惨遭杀害，官府还“复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以《猛回头》为例，该书不但没有被查禁住，反而观此书人益众，乡人多辗转向上海购阅。武昌革命团体“日知会”以白话文作军歌三首，一时风行全国。
清末白话文运动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作了大量舆论工作，传播了反帝爱国思想，这无疑是进步的。当然，白话文运动的胜利还有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