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共同语进行交际，我国向有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就是一种共同语。大教育家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他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方言的隔阂可想而知。孔子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呢？“雅言”。
《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西汉末年扬雄的名着《方言》，记录了两千年前汉朝方言纷呈的状况，但当时也有一种“通语”，作为人们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共同工具。不过，“雅言”也好，“通语”
也好，都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与大众无缘。这种限于某一阶层人使用的语言，从语言的局限性方面说，依然是“方言”，远非“国语”，亦非“民族共同语”。
共同语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们很难脱离本土的环境里，方言的隔阂尚未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往来日益频繁，方言便成为人们交际的严重阻碍。人们越来越需要有一种全民族、全国通行的共同语，即规范化的语言，在全国推广，以利交际。
据元代的文献记载，元朝已是“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当时“中原音”已成为政府理政、处理民事等的工作语言，即所谓“官话”。但如果“官话”只在大小官员之中“话”，百姓一窍不通，仍难开“话”。还需在民众中推广。据考证，当时元朝政府已有要学校教“天下通语”中原音的规定，即使蒙族儿童在学校也必须讲中原音，否则就要打板子，说一回蒙语打一板，说两回打两板，依此递增。
到了明朝，“官话”的推广已有官定的语音标准政府敕令编纂的《洪武正韵》(此韵书以北京看做语音规范)，并规定人们作文、说话必须合乎《洪武正韵》。《杯麓堂诗话》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人写了几首描写宫廷生活的诗，被告发，太祖朱元璋闻之龙颜大怒。但拿过诗来一看，立刻又转怒为喜。因为其诗用韵全合《洪武正韵》的规定。于是看在其拥护朝廷推广“标准语”的份上，宽赦了他。此事是否确有其事，已无从考究。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朝野之间对推广“官话”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清朝的推广“官话”就更严格了。当时已有“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的规定。好家伙，“不准送试”，那么升级呀、提干呀、调薪呀皆成泡影。看来，清王朝推广“官话”，颇得要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股潮流：一是上面提到的明清以来，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在口语中的主导地位；一是宋元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一批文学巨匠如罗贯中、关汉卿、曹雪芹等的创作，逐步确立了北方话在书面语言中的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统一国音”逐步走上了科学的轨道。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语定音，制订了汉语“注音字母”。
但“读音统一会”搞了十几年，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统一会”对汉语读音标准是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的。那时，一个省有一个投票权，某个汉字读什么音，以得票多寡来定。结果整个读音方案南腔北调，五音杂陈，成了一种“蓝青官话”。蓝青者，亦蓝且青，糊里糊涂也。
通过实践，人们才认识到，标准音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必须以一种比较通行的方言做基础来确定。1926年召开的“统一国语大会”明确提出了“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的公共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空前统一，为语言的统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55年，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定将汉民族的共同语称做“普通话”，并给普通话议定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