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29日上午11时30分，黄镇率领驻美联络处的第二批工作人员飞抵华盛顿(此前，韩叙率联络处第一批工作人员已于4月下旬抵达)。
当天下午，早在巴黎渠道见过数次面的基辛格与黄镇见面了。黄镇将一份需要拜会的名单交给基辛格。基辛格接过名单，甚至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在美国，你可以会晤你愿意会见的任何人，可以访问除核武器试验场以外美国的所有地方。”
黄镇知道其吃中国菜的胃口很好，就向基辛格发出了到联络处赴宴的邀请：
“博士阁下，我们从中国带来了很优秀的厨师，改天我想邀请您去我们联络处赴晚宴。”
基辛格说：“很遗憾，我已有个规定，任何使馆的宴会都不去。因为一开这个头，我这个国务卿就要跑遍华盛顿的150个使馆。”
机敏的黄镇笑着说：“我可以提醒你，目前我们那儿还不是大使馆，我们是联络处。美国只有一个联络处啊。”
基辛格听了大笑，也机智地应答：“对。驻华盛顿的任何联络处发出的邀请，我都将接受。”
黄镇抵达美国首都的次日上午，即被尼克松总统请进白宫。这是美国政府所给予的非同寻常的礼遇。正如《华盛顿邮报》所发的报道说的：中国大使抵达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已经坐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金黄色装潢的扶椅上了；尼克松总统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首任主任黄镇。
他同尼克松总统的会见，安排得这样迅速是非同寻常的，与美国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的大使，有时候还得等上一两个月才能见到总统……
黄镇给尼克松总统捎来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这对于正在被愈演愈烈的“水门事件”困扰不已的尼克松来说，无异获得了一些安慰。尼克松对黄镇说：
希望不久有再次访问中国的机会。
尼克松说：我多次听基辛格博士和沃尔特斯将军谈起过你，谈到您对促进我上次访问中国所做的许多工作，我在此表示感谢。我也对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先生在北京所受到的欢迎，表示感谢。尼克松告诉黄镇说：“三百多年前的1620年，一批英国清教徒横穿大西洋移民来到这块北美大陆，在马萨诸塞湾普利茅斯港登岸，他们所搭乘的一条船的名字就是‘五月花号’。他们在新英格兰一带移民，并订立了一个约法《五月花公约》。从此以后，五月花就象征美国的开始，您下榻的五月花旅馆，就是用这条船名来命名的。”
尼克松谈起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的开拓精神时，颇带感情地说：“黄大使到美国，也是来开辟新天地的。”
黄镇举起右手，像举起一只酒杯来祝愿：“愿五月花为中美两国人民开放！”
尼克松将手举在空中做碰杯状，并开起玩笑说：“如果出了差错，我们就把基辛格的官撤了。”
没几天，美国方面给联络处接通了直达白宫的热线电话，可以有事随时联系。
黄镇到华盛顿一个月余，就遇上美国国庆。由于中美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华盛顿还有台湾的驻美“大使馆”；于是，在这重大节日里怎么礼待黄镇主任，对美国政府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中美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黄镇未被邀请参加正式的庆典，但美国务院特意安派黄大使参加在白宫东边的政府大厦的屋顶花园中举行的宴会，从那里可以看到庆典上燃放烟火的整个壮观场面。
因而，美国国庆节刚过，尼克松总统就专门邀请黄大使夫妇乘总统专机去西部白宫做客，显然是含有弥补未能邀请黄大使出席国庆正式庆典的意思。
在乘坐“空军一号”朝加州飞去的时候，基辛格陪同他参观了机上的设备。
这架专为总统设置的座机有舒适豪华的带卫生间的卧室，有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和会客室，还有贵宾舱。后舱还专门设有供记者、新闻官员发布新闻、传真等用的最先进的通信设备，总统可随时在专机上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发布新闻。在参观一些设备时，一个机上的官员指着一部电话，开玩笑说：“大使先生，你可以拿起这个话筒给美国三军下命令，就像尼克松总统一样。”
他笑了笑。对方不一定知道，尽管他此前没有上过“空军一号”，但他是和“空军一号”打过交道的。
在巴黎的谈判及国内与美国先遣组的谈判中，中美双方秘密讨论尼克松访华的具体细节时，就曾经不断涉及这架飞机。那个时候，美方一再强调，尼克松从北京飞杭州、上海两地访问时，要按照美国的习惯做法，乘坐总统自己的座机前往。表示这是美国的一贯做法，不好改变，且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只有总统本人有权宣布国家紧急战争令；所以，总统在国外访问期间，无论乘飞机、轮船或者汽车旅行，每分每秒都要与美国国内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为此，总统基辛格陪同黄镇及夫人朱琳搭直升机去转乘空军一号。
专机内设了联络专线，美方还强调这也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当时，在会谈中，为了维护我国家主权的原则，我方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并向对方说明，我国领导人陪同贵宾访问境内城市时，均乘坐中方的专机。我方安排尼克松夫妇和美方主要成员与周恩来总理同乘中方的伊尔-18型专机做主机在前飞行，中美双方其他官员乘坐总统专机做副机，在离主机有半小时的飞行距离外飞行。在主机上安排有美方通讯人员携带先进轻便的手提通信设备随时与副机保持联络。
美方对此合理安排不得不表示同意。在尼克松来华路线已经决定、访问即将成行时，国内又从海外获得有关情报称，台湾高层中有人主张将战机伪装成中共的飞机，在途中拦截击落尼克松总统的这架“空军一号”专机；黄镇在巴黎接到国内的紧急指示，将此情报及时地通知了美方代表沃尔特斯将军……
不久，“空军一号”降落在洛杉矶机场，由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出面为黄大使举行了宴会，又转乘直升机到达西部白宫草坪。尼克松还亲自开着打高尔夫球时乘用的小车，接黄镇夫妇去其官邸。
尼克松驾车时问他感觉怎样。
他笑着说，过去随周总理访问非洲时，也乘坐过总统亲自驾驶的汽车。
在客厅里，挂着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不久前会见及签署防止核战争协定文件时的大照片。尼克松当然是视作一种成功才挂这些照片的。尼克松注意到黄镇扫了一眼这些照片，脸上露出并不以为然的轻蔑神态。
黄镇心中很明白，苏联首脑人物勃列日涅夫刚刚于6月25日在举行了美苏首脑的会谈后飞离华盛顿。在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尼克松曾经陪同勃列日涅夫也乘坐“空军一号”专机从华盛顿来西部白宫进行美苏首脑会谈。他很清醒地意识到，尼克松请他来西部白宫做客，固然有美方重视中国、以示“平衡”
的一面，也有美方玩弄“中国牌”乃至“苏联牌”的因素在内。
黄镇的政治感觉是很准确的。后来，他才知道，就在这间屋里，大约十天之前，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谈到了中国。先是勃列日涅夫对中国问题讲了几分钟，没有掩饰其对中国的忧虑，希望美方能将每次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情况向苏方通报。
尼克松没有同意这种关于通报的要求，而是对勃列日涅夫说：“我确实认为你对中国人的忧虑是没有道理的。”
勃列日涅夫问：“为什么说没有道理？”
尼克松说：“我的判断并非根据我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过的谈话，而是根据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我觉得，中国人要获得足以对苏联或其他核大国冒险采取侵略行动的核能力，至少需要20年。”
勃列日涅夫却说：“我并不这样认为。”
尼克松问：“你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大国需要多长时间？”
勃列日涅夫张开了双掌的十个指头。尼克松以为对方举双掌在做投降的姿势，就问：“投降？你是说谁要投降？中国人，还是你们？”
勃列日涅夫说：“我是指10年。10年之后，他们就会拥有我们现有的武器。到那时，我们当然又向前发展了，但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明白：不能老这样下去。”
当黄镇在同一屋里看到这张大照片时，并不知道数天前照片中人的上述谈话内容。尼克松一看他的神态，就解释说：“美国同苏联领导人的会晤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黄镇说起了中国人的古训：“总统阁下，中国人有句古话：势利之交出乎情，道义之交出乎理；情易变，理难忘。”
尼克松说：“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但使我们双方走到一起的，并不是我们的哲学，而是我们共同的利害关系。”
基辛格对刚签订的美苏核协定解释说：“只要中方私下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公开反对更好。”
黄镇说：“这样的协定，无疑是一张废纸。”
基辛格又急忙说：“主任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国会议员说这句话，因为我们要利用它。核时代迫使我们共处。”
黄镇笑着讽刺说：“舞文弄墨，口诛笔伐，都改变不了事实。”
在谈话中，他观察着尼克松总统，觉得尽管总统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但在其言语之间已经透露出了一些疲惫与焦困。他知道，现在这位总统在深受“水门事件”的困扰，白宫的班底甚至总统本人都处在一种狼狈不堪的招架之中，日子很不好过。
在尼克松、基辛格与黄镇谈着这些政治时事话题的时候，尼克松夫人帕特带着黄镇夫人朱霖参观这座号称“西部白宫”的西班牙式的平房院子。
中午，基辛格陪着黄镇夫妇共进午餐，基辛格年仅10岁的儿子戴维也参加了。
他们边吃边谈。基辛格忽发奇想，说：“我们从脚下挖一个洞，就能通向中国。”
戴维问：“这个穿过地球的洞要挖多久呀？”
这就引发了黄镇的话题：“中国有个典故叫‘愚公移山’，说的是愚公一家世世代代挖山不止，总有一天会挖走一座挡在门前的大山。毛主席曾用这个典故指引我们在困难条件下打垮了日本侵略者。”
基辛格就想起了毛泽东，说：“这位主席身体大大超重，但是他有着控制周围事物的出色能力。他全身洋溢出一种精神的力量。戴高乐每到一处就能控制全场，全靠他那挺立的性格。阿登纳靠他的安详来控制。但毛泽东靠他的精神力量同样能进行控制。”
黄镇继续说着“愚公移山”的话题：“在朝鲜战场，在上甘岭，开始你们美国人在那个阵地上跳舞、喝啤酒，不可一世。我们就挖山不止，一直把洞挖到美军阵地前面。那支部队就是我的老部队。怎么样？你们的装备是很厉害，但是我们部队的军事素质、人的素质比你们强。所以，你们不能不承认打败仗。”
基辛格笑着点头，给黄镇斟上酒。
戴维却昂起脑袋问：“长城也是愚公挖的吗？”
黄镇伸手抚摸着那可爱的小脑袋：“广义来说是这样。但长城不是挖的，而是堆的。”他又转而对基辛格说：“博士，你下次去北京，不要忘了将戴维和你的家人带来。”
戴维还在想着怎么挖洞去中国的事，天真地说：“我要是挖洞，就发明一个吃土的机器。”
朱霖笑着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将来也是一个小博士。”
基辛格向黄镇夫妇祝酒说：“孩子们生活在一个与我不同的世界里。我们小时候只知道有国家的界线，难以想象空间外的事情。电视是不可思议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是读书长大的，孩子们是看着电视屏幕长大的。一切对于他们都太容易了。我不知道他们的豪情壮志能否有坚如金石的意志来支撑，就像你说的‘愚公移山’。但我相信，在人类盛衰起伏的历史中，信念一直是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