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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两晋(11)

淝水之战早在建元九年(373年),王猛临终时,曾语重心长地劝诫苻坚要防备鲜卑人、羌人,不要进攻东晋,因为东晋政权得汉族人心,上下相安,局势稳定,而前秦国内的鲜卑、羌族上层分子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心怀叵测。但是苻坚未把王猛的话放在心上,当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后,骄傲轻敌之心陡长,统一天下之志更加强烈。太元七年(382年)十月,苻坚召集大臣举行开会,讨论大举进攻东晋之事。苻坚踌躇满志地说:“我承继大业将近30年,四方大体平定,惟有东南一隅不投降,我准备率领97万大军亲征,你们以为如何?”秘书监朱肜立即随声附和说:“陛下应天顺时,恭敬地执行天的惩罚,率领百万之众,必然有征而无战,马到成功!”但是左仆射权翼却反对说:“如今晋朝王室君臣和睦,上下同心,执政谢安、桓冲皆是杰出人才,所以不要轻举妄动。”太子右帅石越也说:“东晋既有长江之险,又无君昏臣叛之象,暂时还不适宜出兵。”苻坚虽然扬言“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但见群臣意见不一,只好暂不论。退朝后,苻坚留其弟阳平公苻融继续商议。苻融也劝谏苻坚,苻坚发怒说:“你也如此,我还能和谁商量?我有强兵百万,粮食、器仗如山,虽不敢自称为明君,但也决非是庸主,而今乘屡胜之威,攻击垂亡之国,岂有不克之理!”苻融哭泣说:“晋不可伐,理由很充足。臣不但忧虑伐晋劳而无功,更忧虑国内发生变故。陛下宠待觧卑、羌、羯、使布满京畿,如果倾国南下,一旦京畿风云变幻,将追悔莫及。臣见识肤浅,诚然不足采纳,但王猛是一时奇士,他临终之言不能不重视。”苻坚仍然不从。后来,朝臣进谏的人很多,苻坚的太子苻宏、宠章的张夫人、幼子苻诜和苻坚尊重的僧人释道安都来劝阻,但苻坚主意已定,谁的话也听不进。这时,京兆尹慕容垂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对苻坚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是势所必然。陛下圣武,有强兵百万,猛将满朝,而江南蕞尔之虏,岂可留给子孙。陛下圣心独断,何必广询朝臣以乱圣虑!”苻坚十分高兴地说:“能与联共定天下的只有你一人而已!”

建元十九年(383年)五月,桓冲发兵十万进攻襄阳和蜀,符坚派其子苻等率兵抵御,桓冲畏惧秦兵,便退回上明(今湖北松兹西北)。这年七月,苻坚下达大举进攻东晋的诏令,规定民户十丁抽一,富家子弟年20以下身强力壮者均授予羽林郎,同时征用州郡公私马匹。诏令中又说:“其以司马昌明(即东晋孝武帝)为尚书左仆射,射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修曼府第”。这就是说,秦军尚未出发,蔡坚就认为必胜,准备俘虏东晋君臣,预先为他们修建府第。八月,苻坚以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25万为前锋,以姚苌督梁、益诸军事,苻坚随后从长安出发。当他到达项城(今河南项城)时,凉州兵才抵达咸阳,蜀、汉兵才从长江顺流东下。幽、冀兵进至彭城,只有苻融等所领的30万军队进至颍口(今河南颍上),前秦全军有步兵60万、骑兵27万,前后相望,绵延千里,东西万里,水陆并进。

大敌当前,东晋急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率领北府兵为前锋都督,与谢琰、桓伊等共率领八万之众抵抗秦军。又另派将领胡彬率领五千水军增援寿阳(今安徽寿县)。这时,建康城中人心惶惶。谢玄也不放心,出兵前又问计于谢安,见状谢安却显示出若无其事,悠然出游山中的别墅,与谢玄下起围棋,大家见状,才宽下心来。十月,苻融指挥秦军攻下寿阳,擒获晋将徐元喜等人。晋将胡彬听说寿阳陷落,于是退据硖石(今安徽寿县西北)。苻融一面进攻硖石,一面派将军梁成率领五万军队屯守洛涧(今安徽淮南市东淮河支流洛河),截断胡彬的退路,也遏制在东面的援军。谢石、谢玄率领的大军果然忌惮秦军,在距离洛涧25里处停了下来。胡彬困守峡石,粮食已经吃光,派人送信向谢石告急求援,送信人被秦军捉住,押送苻融。苻融见信上写道:“今贼(指秦兵)盛粮尽,恐怕不能再见到大军”,不禁大喜,派使者驰报苻坚说:“贼军(指晋军)弱,容易擒获,但恐以后逃逸而去,应该迅速进攻。”苻坚闻报,便把大军留在项城,只带领轻骑八千,急忙赶赴寿阳。苻坚到达寿阳,并没有立刻发动进攻,而是派东晋降将朱序到谢石军中劝降。朱序却为晋军献策说:“如果百万秦军都开到前线,势难为敌,而现在全部军队尚未集结,应该快速出击,只要打败其前锋,挫折其锐气,就可以击溃秦兵。”谢石开始因为听说苻坚在寿阳,非常害怕,本来已经决定不主动出击,这时接受了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命部将刘牢之率北府精兵五千人急行军到洛涧,秦将梁成严阵以待。刘牢之乘夜挥军抢渡洛水夜,袭梁成军营,临阵斩梁成等十员将领,又分兵截断退路的渡口,秦兵步骑一时崩溃,落水而死者一万五千多人。刘牢之继而纵兵追击,俘虏秦将王显等人,缴获了大量秦军丢弃的军资器仗。洛涧之捷后,晋军水陆并进,声势大振。苻坚在寿阳城上亲见晋军部阵严整,又远眺八公山(在寿县城北四里)上影影绰绰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不觉面现惧色,回头对苻融说:“这也是一支劲敌,怎么能说是弱旅呢!”

秦、晋两军夹淝水布阵。晋军意在速战,谢玄派遣使者向苻融提议说:“将军领兵远道而来,却在岸边列阵,这是作持久战之计,并非作速战打算。如若将军能够稍稍往后移动阵地,使我军渡淝水,以决胜负,不更好吗?”秦军诸将认为,我众敌寡,不如遏制不使其过河,是万全之策。苻坚却说:“只要引兵稍退,乘晋兵才到河中间,我则以铁骑突然出击,没有不获胜的道理。”苻融也以为正确,便指挥军队退却。秦军一退而不能复止,被迫当兵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乘机逃跑。这时,朱序在阵后大喊:“秦兵败了!秦兵败了!”不明真相的兵众大乱,更加狂奔起来。谢玄、谢琰、桓伊等率领晋军渡河猛攻,苻融飞骑驰入溃退的队伍中,想阻止秦兵溃退,结果坐骑被乱兵冲倒,摔下马来,被追赶的晋兵杀死。晋军一鼓作气,追击秦军至寿阳三十里外的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逃跑的人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兵追来了,昼夜不敢休息,草行露宿,加以饥冻,死去的人有十七八是苻坚在逃路中身中流箭,挣扎着回到淮北,见到所宠幸的张夫人,潸然泪下说:“我今日还有何面目治天下呵!”

苻坚有志于统一全国,但时机尚未成熟,前秦国内民族矛盾仍然比较尖锐,统治秩序尚未稳定,近百万的军队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淝水之战败后,鲜卑贵族慕容垂、慕容和羌族贵族姚苌等纷纷摆脱苻坚的控制,貌似强大的前秦王朝顷刻陷于瓦解。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

早在曹魏时代的正始(240—249年)年间,王弼、何晏等人就以“好庄老玄胜之读”而引起社会的共鸣。到西晋永嘉(307~313年)时代以后,玄学逐渐成为了全国思想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的中心学派。《周易》、《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因为《易》谈阴阳变化,《老子、》、《庄子》谈天道,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东晋南渡,经济文化崩溃,江左草创,士族不但不面对现实,寻求上进,相反竭力逃避现实,以空虚的玄言诗来麻醉自己,以求自我主观上的满足。

玄言诗的大盛与老庄佛理融汇,与郭璞、许询和孙绰三人密切相关,弥漫诗坛近一个世纪。东晋一代,文人名士以不谈玄学为耻。其时,佛学书已传播,且被文人名士之所接受,但他们对佛理还不象对老庄那样十分熟悉,因而老庄成为当时文人名士间时髦话题。《世说新语》载,孙绰和支道林(名僧)一同去拜见王羲之,正值王羲之要出门,车已备好停在门外。支道林说:“请稍等一下,我与您讲几句话。”随口便论述庄子的《逍遥游》,口若悬河,才藻新奇。王羲之立刻下车更衣,留他作终日谈。许询年少时,自以玄学为最佳,人们把他比作王修,他很不满意。一次,众人都在会稽的西寺谈玄,许询专门跑去与王修辩驳,使其难堪。对于玄学领悟的高低,成为文人名士的品评标准。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他的《游仙诗》虽也有“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等佳句,但纵观其诗,深察其味,又是借老庄之言而表达慷慨悲愤之意的。玄言诗的大作家,以许询、孙绰为代表。《隋书·经籍志》载孙绰有诗集十五卷,许询诗集三卷,但都已佚失。因为他们的诗是老子《道德经》的讲义,《庄子》的注疏。所以孙、许二人都自诩甚高。有人问孙绰,你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孙绰说:“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以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又有人问孙绰,你与许询比较,谁的诗更好的?他说:“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对自己评价甚高。他们不仅自我欣赏,世人也对他们的诗也衷心推崇。许询曾造访简文皇帝,当夜风静月明,两人共作曲室闲谈,许询辞寄清婉,使简文皇帝大加感叹,与他促膝长谈,通宵达旦,并佩服地说:“你的五言诗,真可谓妙绝时人。”

玄言诗不仅内容上贫乏空虚,而且把诗味、诗形都抛弃了。诗歌要发展,必然要改换一种新形式。这便是山水诗的兴起的原因,并以义熙元年(405年)谢琨的诗出现为标志。谢琨和殷仲文留下来的诗并不多,从实际看,山水诗是从玄言诗中脱胎并演化而来的。山水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道家理想的表现,所以谈玄和游览山水是很难分开的。玄言诗的大家孙绰就曾“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晋室南渡以后,南方秀丽的自然环境和名士们追求自然的心境相结合。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高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也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样,在玄言诗兴起的同时,山水的美已感发了文人名士的灵感,但由于中心涡流的影响,对于山水美的感受也只能零星地夹杂在玄言诗之中。随着“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诗才逐渐从玄言诗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东晋后期一直到齐代文学的主流,也成为这一时代对于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绝大贡献。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并不是文人名士的思想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观的改变,而主要是一种感,一种媒介的变化。

山水诗是由谢灵运开创的而逐渐占领诗坛的,并由谢眺发扬光大而最终取代了玄言诗的。二谢是山水诗蓬勃推进的主力军。谢灵运生于晋太元十年(385年)。他是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年少时代就以“好学,博览群书”和文章美而闻名朝野。他不耐寂寞而又富于创新,性情奢豪,车服艳丽,对于自己穿用的衣服和器物,经常改换样式,而每一次的改换总被世人接受并受到推崇。最著名的就是“谢公屐”,谢灵运在诗歌领域也同样身手不凡,他最先以大量的山水诗“实绩”向兴盛一时的玄言诗发起了冲击。他写山水诗,与他的爱好分不开。谢灵运热爱大自然。宋景平元年(423年),他任永嘉太守时,郡内有名的山水,他都“肆意游遨”,有时“遍历诸县,动逾旬朔”,甚至连民间听讼的官司,也不很关怀。每到一名胜佳地,都有新作出现。这些诗作只要有传进城市,不管是仕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争相抄传,一夜之间,全城尽知,远近钦慕,名声直达京师。景平二年(424年)宋文帝登基以后,谢灵运见原来官位不如自己高的人都超过自己,心中十分气愤,便经常称有病不上朝,却在家里“穿池植援,种竹树槿”。有时外出游览,一日行走一百六七十里,甚至经旬不归。他对于游历名山大川有着持续不衰的热情和癖好,“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有一次去临海观赏风景,他特地选最难走的一条路,跟从者有几百人,伐木开道,轰轰烈烈,临海太守甚至以为土匪来了。文帝让他任临川内史,他却本性难改,“在郡游放,不异永嘉”。谢灵运的山水诗,基本都这样创造出来的,因而诗中不乏清新动人之句,例如“密林含云情,远峰隐半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等等,特别是景平元年初春写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一生中最名盛的山水诗句。他对这两句诗也十分满意,曾对人讲,这两句诗是在梦中遇见谢惠连时突然冒出来的,正所谓“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谢灵运写山水诗是由爱好而致的,他对于玄言诗的进攻也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他虽然从玄言诗的营垒中冲杀出来,但他的山水诗毕竟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束缚。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作“有句无篇”,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有老庄余音,爱引经聚典,且过于雕琢,一篇或几篇中才偶有一二佳句。谢眺生于刘宋末期的大明八年(464年),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在齐代。谢眺继承了谢琨的传统。青少年时代即以“好学,文章清丽”而闻名,后任宣城太守。他的诗大多是此时写成。宣城是当时江南大郡,经济发达,又有敬亭、双溪等名胜,因此,他在宣城所写的山水诗,脍炙人口的佳句颇多,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等等。但是谢眺仕宦之路不顺,三十六岁就被下狱死去。他的诗歌对黑暗现实和仕途充满不满和畏惧。由于有这么一股情感在胸中骚动,所以他的山水诗成就很大,不但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而且极为清俊秀丽,当时的一代文宗沈约说他“每诵名句,渊然泛然,觉笔黑之中,笔黑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不但其“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等佳句象萧疏淡远的水墨画,而且每首诗都以流动的情感贯穿始终。他不再是“有句无篇”,而是全篇浑然一体,因此有人说他的山水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经过大谢,特别是小谢的拨乱反正,玄言诗终于从诗坛上销声匿迹了。山水诗的兴起,前继玄言诗而后启唐诗,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著名的过渡阶段。

陶渊明其人其文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他的远祖是东晋开国名臣陶侃。他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少年时代父亲便去世,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太元十八年(393年)以前,他在家过着清贫而自得的生活,在一篇《五柳先生传》中写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示。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对此生活,他十分满足,戏称自己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代的人。尽管如此,但作为一个有学识有志向的青年人,起初他并不甘心身处贫贱之中。他“游好在六经”,给儿子俨取字“求思”以“尚想孔伋”,仰慕刑无、荆轲一类气干虹霓的英雄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