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买不起幸福的时候，我们绝不应该走得离橱窗太近，盯着幸福出神。
——莎士比亚
（一）
1594年春，可以说是莎士比亚写作生涯的转折点。《维纳斯与阿都尼》已经成功，《鲁克丽丝受辱记》也正在迈向成功。然而，如果莎士比亚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行走，为伯爵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读者写诗，那么他那善于刻画角色的天才就可能会永远被埋没。
当时的确很流行这种辞藻漂亮华丽的诗，其中满是细枝末节，就像织造精致的缎锦，然而它们却缺乏生命气息。到16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作便渐趋尾声，莎士比亚的作品也随之销声匿迹。他的作品只能吸引文学界的那些宿儒们，对大众而言，毫无意义。
一个作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在于他具备一种直觉，知道如何避开可能会毁灭他的陷阱。不论莎士比亚当时是否具备这种直觉，他的天才的确需要依赖完全的写作自由才能发挥到极致。当时，莎士比亚可能比任何人都需要有足够的空间，能让他在没有任何文学规则的障碍与文学专家琐碎的评论之下，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尝试。
然而，不论是桑普顿为他提供的狭窄圈子，还是任何特别的文学流派和风气等，都不能为莎士比亚提供这样的空间，令他获得发展。唯一能给予他这种自由的，就是伦敦剧院的“便士观众”们，是寻常的伦敦百姓们。他们并不依据意大利的三一律或法国小说在意的相称、合宜的原则来论断，而是全凭直觉的喜好来下评语。他们也不愿意将字句奉为主人，毕恭毕敬地依照最好的规则来安排，而是要将字句作为仆从，为他们带来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情感。
在经历了戏剧创作初期的成功与诽谤，躲过了吞噬生命的可怕瘟疫，取得了在诗歌领域的梦想与成功后，莎士比亚的心思逐渐又回到戏剧创作上来。而且1594年底，伦敦的各个剧团也都紧锣密鼓地重新开张了。
首先恢复演出的是菲利普·亨斯洛的玫瑰剧院。当时，在亨斯洛剧院演出的有一个是受海军大臣庇护的“海军大臣”剧团，这个剧团拥有当时杰出的悲剧演员爱德华·艾伦，他演出用的剧本都是马洛和基德等名人的剧作。
亨斯洛老板非常精明，他见艾伦红遍伦敦，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样一来，玫瑰剧院与“海军大臣”剧团等于是翁婿一家了。为了让生意更加红火，亨斯洛老板还将玫瑰剧院重新装修一番。
瘟疫过后不久，另一个剧团——“政务大臣”剧团要求租用玫瑰剧院。就在这时，在外地演出的“海军大臣”剧团也回来了。可能是一山难容二虎，“政务大臣”剧团后来搬离了玫瑰剧院。
这一看似寻常的举动，亨斯洛老板当时也未加多想，但此后“政务大臣”的发展肯定让他后悔不已。因为跟随“政务大臣”剧团的不仅有青年悲剧演员理查德·博比奇，还有刚刚加入该剧团的青年戏剧作家莎士比亚。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亨斯洛老板放走的不仅是一个剧团和一个知名演员，还有一个可以让他富得流油的剧作家。
（二）
“政务大臣”是受伊丽莎白女王的堂兄和亲信亨斯顿勋爵庇护的，成立于1594年春。亨斯顿是枢密院的一名议员，曾在宫中任政务大臣，因此他的剧团便被称为“政务大臣”剧团。这位宫内大臣虽然不能给他的剧团提供场地和费用，但他负责宫中的娱乐宴饮事宜，可以保护剧团免受痛恨戏剧娱乐的清教徒的迫害，还能为它提供在宫内演出的机会。
剧团刚成立不久，莎士比亚就加入进来。剧团为他提供场所，他为剧团提供剧本，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给他和博比奇、肯普等人的合作带来了机会。
在该年度的宫廷圣诞表演中，莎士比亚曾是列名接受酬劳的三位演员之一。在此后的16年中，莎士比亚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剧团中，与团员们建立了亲密的情谊。而且，他所在剧团中的每个人都能力高强且聪明机智。
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团，人人荣辱与共，他们的财务情况完全依靠无私而明智的合作来维持。服装、道具、剧本等，也都是团员们共有的。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中甚至还有一个创举，那就是共有戏院。
大家共有财产而不发生纠纷，其所依赖的不是任何法律条款，而是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每个演员都必须心甘情愿地以团体福利为主，个人利益为次。在以后的10年中，其他一些剧团的股东们都费尽心思地拟就许多条文，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关心剧团的发展，结果不少剧团都在纷纷攘攘的官司中关门了。
为了应付日常必要的开支，“政务大臣”剧团由8个股东组成，分别为威廉·莎士比亚、理查德·博比奇、威廉·肯普、托马斯·波普、奥古斯汀·菲利普斯、乔治·布莱恩、理查德·考利和约翰·海明。他们共同集资700磅组建了这个剧团。
在这个剧团中，理查德·博比奇是著名的悲剧演员，威廉·肯普是滑稽喜剧演员，约翰·海明后来成为剧团经理，并在1623年成为《莎士比亚全集》的两位主编之一。
这里也让莎士比亚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场所，心情十分愉快。因此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也创作了几部浪漫喜剧。
在创作了《错中错》和《驯悍记》之后，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逐渐走向成熟。而且随着这两部喜剧的成功，他也洞悉了观众最感兴趣的故事类型，那就是男欢女爱的爱情故事。因此在随后创作的几部喜剧当中，“爱情”成为他创作的重要主题。
爱情虽然不是文学的唯一主题，但对于莎士比亚来说，爱情却是他一生创作的重要主题。在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思想和封建观念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人的许多正常欲望都无法得到释放。教会宣称：人生来就有所谓的“原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赎罪。而只有尽量禁绝一切欲望，灵魂才有可能获得拯救，人死后灵魂才能升入天堂。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彻底打破了这种思想的束缚，宣扬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人性也是高贵而有尊严的，人有权利追求幸福，享受现实生活的快乐，而爱情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时期，爱情也被人文主义作家视为创作的重要题材。
人文主义者还赞美友谊，这也是他们反对封建观念、肯定人的权利的内容之一。与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相对立，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是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不论贫富贵贱，人们在精神和权利上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人文主义文学家，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中除了歌颂爱情之外，也同样歌颂友谊。
莎士比亚早期共创作了9部喜剧，这些喜剧的基本主题都是赞颂真挚的爱情和忠诚的友谊。这些喜剧都充满了浪漫的情节，具有强烈的抒情气氛，所以他的喜剧也被称为“浪漫喜剧”或“抒情喜剧”。
（三）
《维罗纳二绅士》是莎士比亚在浪漫抒情喜剧上的第一次尝试。这部喜剧除了描写爱情之外，还有作家所赞誉的友情。
这部作品比之前的两部喜剧有了更大的进步，剧中闹剧的成分明显减少，而增加了许多未知的领域，这也为莎士比亚后来的喜剧创作奠定了基调。
剧中的“维罗纳二绅士”指的是范伦丁和普罗迪斯两个人。作者通过这一对好朋友在爱情上的经历波折来显示两个人不同的态度和人格，整部喜剧都充满了诙谐的气氛和欢快浪漫的色彩。
戏剧一开始，是普罗迪斯送自己的好朋友范伦丁上船前往米兰。此时的范伦丁还是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单纯青年，他不愿将青春时光浪费在无聊的情爱之中，认为爱情会让他变得愚蠢，因此决定离家到米兰去见见世面。
普罗迪斯本来想和范伦丁一起前往的，但却被情人茱莉亚的柔情羁绊，不能离开她四处奔波。一天，普罗迪斯刚刚与茱莉亚通完炽热的情书，父亲见他整天无所事事，就吩咐他也到范伦丁供职的公爵那里找份工作做。
这对正处于热恋中的普罗迪斯来说，就像是“太阳的光彩刚刚照耀大地，片刻间就被遮上了一片黑沉沉的乌云”一样。不过，父亲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满怀愁绪的普罗迪斯尽管十二分不愿意，也只能与茱莉亚依依惜别。
在临走前，普罗迪斯与茱莉亚交换了爱情戒指，发誓永不变心，终身相许。然后，他收拾行囊到米兰去找范伦丁了。
此时身在米兰的范伦丁已经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因为他已经陷入情网当中，爱上了公爵的女儿西尔维娅。面对美丽的西尔维娅，范伦丁那颗高傲的心在伟大的爱情面前俯首称臣。他说：
“爱情是一个有绝对威权的君王，我已经在他面前甘心臣服，他的惩罚使我甘之如饴，为他服役是世间最大的快乐。现在，我除了关于恋爱方面的说话以外，什么也不要听；单单提起爱情的名字，便可以代替我的三餐一宿。”
普罗迪斯找到范伦丁后，范伦丁在自己的好友面前用最美丽的字眼夸耀了自己的恋人西尔维娅。出于对好友的信任，他还无所顾忌地告诉普罗迪斯，西尔维娅的父亲要把女儿嫁给有钱无德的休里奥，所以他决定带着西尔维娅私奔。同时，他还把私奔的方法和时间都告诉了普罗迪斯。
见到西尔维娅后，普罗迪斯也被西尔维娅的美貌深深迷住了。他开始喜新厌旧，追求起西尔维娅来，将自己对恋人茱莉亚的爱情誓言抛之脑后。他决定用卑鄙的伎俩破坏公爵的嫁女计划，以及范伦丁与西尔维娅私奔的美梦。
而此时，茱莉亚因为思念恋人，正远离家乡，女扮男装来到米兰寻找普罗迪斯。
背信弃义的普罗迪斯在自私心理的唆使之下，将范伦丁和西尔维娅准备私奔的事偷偷告诉公爵，结果范伦丁被公爵驱逐。
范伦丁被驱逐后，痛不欲生的西尔维娅断然拒绝了乘虚而入、大献殷勤的普罗迪斯。而范伦丁则四处流浪，路途中遭遇一伙强盗的拦劫。强盗们在听了范伦丁的不幸遭遇后，对他十分同情；又见他长得一表人才，还会说多种语言，便强留下他做了“寨主”。
茱莉亚千里迢迢来到米兰，看到昔日与自己信誓旦旦的恋人正在西尔维娅的窗下弹琴求爱，心如刀绞。但她强忍伤痛，以一个童仆的身份留在普罗迪斯身边。
公爵强迫西尔维娅与休里奥结婚，西尔维娅在艾格勒莫先生的帮助下从家中逃出，去寻找范伦丁。途中，西尔维娅也被劫持范伦丁的那伙强盗俘虏。
随后，普罗迪斯和茱莉亚也赶到，范伦丁怒斥普罗迪斯的背信弃义，宣布与他断绝友谊。普罗迪斯羞愧难当，但最后好友和昔日的恋人还是原谅了他。
前来追赶女儿的公爵也被强盗抓住，他看到女儿真心爱的是范伦丁，最终同意了女儿和范伦丁的婚事，同时还赦免了那些因一些错误而被放逐到这里的强盗。
一对好友尽释前嫌，两对情侣终成眷属，全剧在欢乐的气氛中拉下帷幕。
这部喜剧是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部以爱情、友情和婚姻为主题的喜剧。由于它自始至终都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的光辉，洋溢着浪漫的诗情和幽默欢快的情趣，因此也被称为“快乐的喜剧”和“最令人开心的喜剧”。
在写法上，莎士比亚突破了以前《错中错》和《驯悍记》中表现出来的闹剧模式，让这部剧中的浪漫感情闪烁着青春、健康和优雅的思想，并以幽默风趣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比以前的喜剧有了很大的进步。
（四）
除了《维罗纳二绅士》之外，莎士比亚还创作了一部宫廷浪漫喜剧《爱的徒劳》。这部喜剧写的是四对青年男女在作者的有意安排下未能结为伉俪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是那瓦国国王亨利那瓦，他在历史上是个风流而不检点的君主。一开始，作者写了那瓦国王以及他的三位侍臣贝隆、郎格维和杜曼一起宣称为创造世界奇迹专心苦读三年，并立下期间不近女色、拒绝一切物质享受的戒约。
然而就在这时，美貌妖娆的法国公主率领侍女与博学多才的侍臣前来那瓦国商议国事。那瓦国王为坚持“不见女色”的誓约，坚决要求公主和她的侍臣驻扎在郊外。但公主态度强硬，迫使那瓦国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荒唐约定前来拜见公主。
结果，那瓦国王一下子就被公主的美貌迷住了。而公主的三个侍女罗瑟琳、玛利亚和凯瑟琳也分别将国王的三个侍臣迷得神魂颠倒。
在爱情的魔力下，君臣四人全然忘记了他们的誓约，争先恐后地向自己的心上人献媚求爱。为了惩治这四个曾经崇尚禁欲、藐视爱情的君臣，公主和侍女们想出一条妙计，结果让他们出尽洋相，将四人讽刺得体无完肤。
最后，那瓦国王君臣四人不得不甘拜下风，心悦诚服地说：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大海潮起潮落，青天万古常新，陈腐的戒条不能约束少年的热情，我们不能反抗生命的意志，我们必须推翻不合理的盟誓。”
而喜欢咬文嚼字、爱作诗的贝隆还吟咏了一曲《爱情颂》：
一切沉闷的学术都局限于脑海之中，
它们因为缺少活动，
费了极大的艰苦还是毫无收获；
可从一个女人的眼睛里学会了恋爱，
却不会禁闭在方寸的心田，
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
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四肢，
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出双倍的效能，
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炫目；
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细微的声音；
恋人的感觉比蜗牛的触角还微妙灵敏；
恋人的舌头使善于辨味的巴克科斯显得迟钝。
讲到勇气，爱情不是像赫刺斯一般，
永远在乐园里爬树想摘金苹果吗？
这首颂扬爱情的诗将荒唐的禁欲、沉闷的戒规让位于充满激情的爱情，因此可以将它看做是一篇人文主义者针对神学禁欲主义的战斗檄文。
在这部戏的结尾，虽然君臣四人都变成了痴心的情郎，但公主和侍从四人期望的却是“更为诚挚的情感”。为考验他们的忠诚，公主和侍女们要求他们再苦等一年。那瓦国王和他的三个侍臣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叹息中心甘情愿地接受爱情的煎熬，留下徒劳的爱情，这也让这部戏剧成为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唯一没有以大团圆结局的一部。
《爱的徒劳》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反对禁欲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人的正常肉体需求和物质享乐，并以剧情的方式为之进行了理直气壮、热情洋溢的辩护。同时，莎士比亚还在这部喜剧中揭示了生命的意志、爱情的合理性等原则，对虚伪的禁欲主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因而，这部作品也是莎士比亚喜剧作品中讽刺性最强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