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某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全面比较，透过其比较研究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步骤，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前提，即认为信仰与宗教信仰是同一个范畴，是完全等同的。他们由于不能区分信仰本身与信仰的形式，从而也不能区分不同形式的信仰，并由于其世界观的价值取向而把某一种信仰形式看作是信仰的全部，进而把所有的信仰都归结于这一种特定信仰形式。实际上，宗教信仰只是人类信仰的一种形式，尽管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科学的信仰形式。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的信仰，是与宗教信仰根本对立的。宗教信仰颠倒地表现了人类信仰的积极本质，片面发展了信仰本身的不确定性因素，使之走向荒谬；而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信仰则真正反映和体现了人类信仰的能动本质，并引导人类信仰走上科学之路。看不到这一点正是西方学者的认识局限，是其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混为一谈的认识论和信仰论根源。
19．要注意研究市场经济对信仰的影响
社会的经济领域与人们的信仰之间有无关系？有何关系？在通常的印象中，经济领域是物质生活的事，是世俗生活问题，而信仰是精神生活，而且是属于精神生活中更高层次的事情，所以二者相隔较远，或者是不相干。但事实上它们都作为社会结构中的部分不可能没有联系。而且探讨这种联系非常有意义。
我们知道，现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本很有名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书中他以基督教的变化（新教的兴起）来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认为正是由于宗教改革中的加尔文新教提倡一种努力工作和发财致富的“新教伦理”，所以西方才产生了资本主义。他讲的是宗教信仰对经济制度的影响。这个问题（被称为韦伯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论，韦伯的具体论断不一定靠得住，我们也可以不去管它，但韦伯突出地强调宗教信仰与经济制度的关系，研究信仰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关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多人对他感兴趣恐怕是与此有关的。
其实，提到经济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韦伯的首创。马克思提得更早，不过马克思是以资本主义的兴起来说明基督教的变化，而不是用基督教的变化来说明资本主义兴起。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路子更正确。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当然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它对于社会的包括思想信仰在内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搞清一些基本的问题。
但在分析这种关系时，要充分注意问题的复杂性。下面，笔者想根据这一基本观点来考察一下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人们思想信仰的影响。
20．自由竞争造成信仰的自由与信仰的混乱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信仰自由，不过是通行于这个社会中的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的反映。
其中写道：“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这就说明，自由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而且在思想信仰的领域中也占了统治地位。
信仰自由的出现，是人类信仰史的巨大进步。它承认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个人有信仰的自由。当然，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所说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已，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所说的信仰自由的水平，即信仰自由不应局限于宗教信仰之内，也包括非宗教的信仰。但不论怎么说，主张信仰自由是进步的。
信仰自由是一个信仰原则还是一个政治原则？在政治上容忍不同的信仰是一回事，这是容易做到的，只要政治与信仰相互分离就行了。当然，政治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功利的方面，一个是信仰的方面（政治信仰）。就其作为功利的方面而言，就政治统治方面而言，在一个政权下可以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当然不能构成对政权的威胁。而就政治作为一种信仰而言，它比较不容易承认或主张信仰自由的原则，特别是对于不同的政治信仰，往往是难于保证其自由的实现。因此，信仰自由作为一种功利性的政治原则并不困难，而难的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确定这一原则。比如，让西方政治国家确认信仰自由是容易的，而让罗马教廷确认信仰自由就比较困难。
当然，困难并不是不可能。
信仰的自由是信仰宽容的真正基础。信仰宽容或宗教宽容的思想早就有，但往往难以实现。当人们提出宗教宽容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不存在宽容了。在多神教时期，虽然不同宗教之间和平共处，彼此宽容，如古罗马的情形，以及中国古代的一些情形，但那种信仰宽容还不是自觉的，还没有建立在信仰自由的原则基础上。
而只有把信仰的宽容真正建立在信仰自由的基础上，才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信仰自由原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巨大贡献。而资产阶级之所以做出这一贡献，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即由其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所决定的。
信仰自由是好的，但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那就是信仰的混乱和无序，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信仰的倒退。这种情形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一些表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宗教信仰多样化，五花八门，信什么的都有。信仰成了文化快餐，在信仰领域人们就像进了文化超级市场一样，随意选择一些东西来相信。人们不知道什么信仰好，一个时期信仰这个，一个时期又时兴那个。有的同时信仰几种不同的宗教。
信仰混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各种新兴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的出现。在西方，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注册创办一个宗教团体，创建一种新宗教，就像办一个公司一样。这样的话，就有了各种邪教组织，而这些组织往往还是合法的，只是到了最后，集体自杀以后，才被看作是邪教。什么奥姆真理教、太阳圣殿教、人民圣殿教、真理之友等等，基本都是如此。
在中国也是一样，现在是信仰高度自由，这有思想解放的一面，也有些思想混乱的一面。信什么的都有，宣传各种信仰的也都有，特别是宗教信仰发展势头很猛。这些也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关系的。当然，市场经济下的信仰自由只是为邪教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它并不是邪教产生的直接原因。至于邪教为什么会产生，有什么社会因素起作用，那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单独研究。
21．市场经济造成信仰的世俗化、功利化
信仰的世俗化是人类信仰近代以来的主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果，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讲究功利，特别世俗。
市场经济是功利的，讲究物质利益，重视物质财富，重视物质享受。这种特点也影响到人们的信仰。从人们的追求来说，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也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价值目标。即使当人们追求精神价值的时候，也都不否认物质价值的重要性，都是在不拒绝物质财富的基础上追求精神价值。你如果让他单纯地追求精神价值，而剥夺其物质目标的追求，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关于信仰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的趋向的评价，应该讲两句话，而不能只讲一句。也就是说，它既有严重的弊端，同时也具有积极的方面。
先说积极方面。信仰的世俗化和功利化使人们在思想信仰方面更为现实了，对于自己的实际利益更为关切了，也就是说信仰者自己的个人利益第一次在信仰的层次上得到体现，尤其是信仰者自己对这一点加以肯定，而没有内疚或羞耻之感。这就与历史上的情况不同，在历史上，大部分的信仰者被教导说要关注精神生活，放弃物质生活，甚至放弃现世的世俗生活，而专心期待着来世的天堂的生活。这种专心等待天堂的信仰也许是不那么世俗的吧，令宗教家感到满意，但是，这实际上是用虚幻的利益抹杀了教徒自己的实际的利益。特别是下层群众本来就得不到实际的利益上的满足，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也就更不敢再奢望物质上的满足了。这样，信仰者的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的权利无意中被剥夺了。追求精神生活当然是好的，但也应该建立在尊重人的物质利益的基础上，离开了人的利益，一味地强调信仰，就有可能把信仰变成虚幻的东西，甚至虚伪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比较普遍地更加注重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以这个历史进步为前阶，才可能形成真正的精神生活，真正的信仰。
就弊端的方面讲，信仰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使人们把物质财富的追求看作主要目标，把消费高档物质产品和享受优质的服务当作生命的主要体验。认为这种体验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容易形成一种对于金钱的崇拜，因为这种东西不仅是物质消费的保障，而且还是社会地位和能力的象征。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金钱是一种看得见的上帝，它的万能与上帝的万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金钱被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甚至是衡量一个人生活意义的标准。人们对于精神生活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顾及了，因为挣钱的活动往往具有独占性，它总是要求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即使是那些能挣大钱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往往并不比平常人有更多的业余时间。更要命的是，人们会把精神生活的追求看作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认为在这方面花时间就是浪费挣钱的机会。尽管这种追逐金钱的活动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因为它也是很紧张而累人的呀），但人们却不是用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来调节，而是用一些物质上肉体上的享乐来调节。也许他们认为精神对物质的调节来得太慢，也不如一些粗豪的肉体享乐来得快捷和强烈。
以上是从信仰者的角度来说的，换一个角度，就会看到信仰活动也正在商品化。信仰成为一种商品，成为一种消费商品的行为。
比如宗教活动商品化。一些寺庙里相当富有，钱很多。主要来自信徒的捐献，也有的是和尚、道士从事法事活动挣来的。迷信活动也商品化。上海郊区某地制作迷信制品，如扎纸汽车、纸电视等。据说一个不能出工的老渔民靠这发了大财。西方社会中邪教组织或迷信组织，虽然都要求信徒过清贫生活，但教主和上层人物都极其富有。创教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超经济的剥削，比资本家剥削工人厉害多了。教主的一些施于教徒的活动都收费很高。
看一下日本奥姆真理教在宗教仪式上的收费情况就很明了了。
比如“奇迹之饮”的宗教仪式，它的内容不过是让信徒饮用麻原教祖入浴后的洗澡水（每次200CC），但收费2万日元。“释迦之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