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认识你，你是黄某——他说的是我大哥的名字。在大通，很多熟悉的人都把我当作我大哥。这不仅因为我与大哥相貌极似，还因为他们的脑海中只存留着我年轻时的影像。我不见他们，有很多年了。
我们两家父亲既是同事，又算得上不错的朋友。他比我年龄小了一截，既算不上同学，也算不上是童年伙伴，但毕竟两家是世交，所以在这条被外乡人统治的街道上见到他，我还是高兴的。他也是来吃早点的，于是，我们一同走进就近的一家早点摊子。
碰巧的是，我们刚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又一个熟悉的身影向这边走来。他也是来吃早点的，他的名字叫蒋万山。
我，国平，再加上夏大富、蒋万山，四个人占据了一张桌子，国平要了一碗面条，我要了两个咸菜粑，夏大富和蒋万山各要了一碗馄饨，早点很快就结束了。
这一天见到的两人，想起来有些意思。
我说的有意思，是说在一家早点摊上同时碰到两个旧人，而且这两人都因小儿麻痹症而留下残疾，这是其一。其二，1968年知识青年大批下放农村，这两人都因身体原因而免除了下放之苦。其后他们的人生走向也大致相似：两人都在街道上待过业，后来又都做过教师，只是夏大富一直把教师做到退休，蒋万山中途改行，做了社区干部。
除此，他们还有一些相同处，两人在家都是兄弟二人，夏大富有一个帅气而高大的弟弟，蒋万山有一个高大而帅气的哥哥。
同是兄弟，命运却各不相同——这一点两家又基本相似。
先说夏家。夏大富的弟弟夏大明高大英俊，年轻时被人称作美男子，暗恋他的人自然不少。初中毕业后，大明赶上中国知青下放农村的最后一波。他在那个圩区干了两年，又随着中国大批知青返城潮回到镇上，但他没有哥哥幸运，先在街道上待业几年后，便跟着父亲学着做秤。
我对蒋万山要比夏大富熟悉些。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修钢笔的蒋先生”，这蒋先生就是万山的父亲。万山比我年龄略小，低我一年级，人很精明，虽然腿有残疾，但却调皮得很。文革后期，下放前夕，各造反兵团都自行解散了，他们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却扯起一面旗帜：基本群众造反兵团，他自任总司令，统领着十几个比他更小的同学，在学校里闹得出很多动静，后来被一帮高年级同学灭了，因此，万山被我记住了。
那一年知识青年大批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铜陵中学有十二人获准免除下放，当然都是与身体有关，蒋万山算上一个。蒋万山先是做了几年民办教师，由于他能说会道，笔杆子也不错，后来被社区（当时叫居委会）看中，做了一名街道干部，直到退休。
哥哥运气就没有弟弟好了。1965年，他哥哥蒋万生生了一场病，而且是那个年代最可怕的病：肺结核。一年后，万生的病奇迹般地好了，但他却错过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机会。在家里待业一年后，随着那一年知青下放的潮流，蒋万生被下放到一个山区。但万生人生得英俊，身高一米八的左右，篮球尤其打得好。因这一特长，被一所体校招去，毕业后在体委担任着田径和篮球教练。那一年我在工厂时，万生听说我的百米跑得不错，便来找我，说地区体育大会即将举行，他想测测我的成绩，看能否参加这一次的体育大会。虽然我在中学时曾跑过百米十二秒六的成绩，但其时我已近而立，一个专业运动员，都已到退役的年龄，更况我在工厂劳作，苦心苦力。但我还是跟随他到了一个体育场参加测试，那天我跑出十二秒八的成绩。最终还是无缘参加那次的体育大会。后来万生向我解释说，这个成绩相当不错了，但如果参加比赛，还是很难拿到前三名。我感激万生对我的提携，他在我沉闷的工厂生活中给了我一次提升精神空间的机会——这是余外的话。
？再说夏家。老夏过世后，小夏（大明）继续把挂了几代的“夏洪兴老秤”的牌子挂起来。虽然“夏洪兴老秤”目前在铜陵地区独此一家，但随着电子秤的问世，“夏洪兴老秤”的店号乃至夏大明眼下的生活，目前都面临着危机。
弟弟在为生存而焦虑，哥哥夏大富退休后的生活却悠闲而自在。大富说，他每天喝喝酒，打打麻将，什么都不想，头搁上枕头就开始打呼噜，当然就“心宽体胖”了。
蒋万山退休后被渔业社区返聘，继续做他熟悉的社区工作。社区的人说，万山很能干，用大通话说，人“策得很”。
消失了的职业
修钢笔的蒋先生
有一种职业，怕是不会再有了——我想起修钢笔的蒋先生。
那时候，元珠笔还没有问世，钢笔的流行，代表了一个人的文化，体现了一个人受教育的层次。有一种说法：“三支笔，大学生；两支笔，中学生；一支笔，小学生。”当然是调侃的说法。
我是直到小学四年级才用上钢笔的。一支“新农村”，宝贝得很。偶尔，钢笔不下水了，笔管坏了，是不敢轻易扔掉的，便去找蒋先生。蒋先生是一个修钢笔的人。
蒋先生长年在老百货公司一带支着一只三角架，架子上摆着修钢笔的箱子。箱子是蒋先生自己设计的，箱子打开，成了壁挂，壁挂上挂着各色钢笔：金星，英雄，新农村，各种牌子的都有。蒋先生修钢笔，也卖钢笔。蒋先生的钢笔字写得很好，这也算是他操持这门手艺的一种广告，再加上他是街上唯一修钢笔的人，他的生意一直很好，蒋先生也就是凭着他的手艺养活了一大家人。
蒋先生浙江宁波人，与流亡到台湾的老蒋算是本家。但他并未沾到老蒋的光，所以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也就没有受到老蒋的牵连。这与蒋先生的为人有很大关系。蒋先生为人和善，有一次我在写作业时，一只皮球砸到我的手背上，手一抖，钢笔落在地上，笔尖被折弯了。我知道这支钢笔来之不易，当时吓得半天回不过气来。我去找蒋先生，蒋先生很快便替我修好了，我给他钱，他说，笔尖并没有损坏，我只是替你校正了，算不上修理，费用也就免了。我与蒋先生的交往只此一次，就像我与他的两个儿子的交往一样，都是淡淡的，却留下印象了。
有一阵蒋先生不修钢笔了，据说是被税务局招去做了出纳。但很快，蒋先生又坐到那修理钢笔的摊子前。蒋先生觉得，同经济打交道不如做自己的老本行。蒋先生去税务局的那段时间，替代蒋先生的是他的夫人，一个个子高高的女人。七七事变后，鬼子一路进攻，终于打到江南，正在芜湖读书的蒋先生跟随一支跑反大军来到重庆，蒋先生与蒋夫人是在逃难途中认识的，两位长子均生于重庆万县，兄起名万生，弟起名万山。
在大通街上，蒋先生虽然背景复杂，却能绕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可见他是一个精明人。他的两个儿子承继了父亲的品性，各以其文化与德行立足于社会，这是蒋先生教导的结果。
挑牙虫的女人
童年时最让我恐怖的事情有两样，一是天主堂的钟声，二是挑牙虫女人。天主堂的钟声敲响时，就是某处火灾的发生，随着那钟声的激越，我知道火灾漫延越来越广，我生怕它会烧到我所居住的这条街道上来，赶紧用被子蒙住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躲掉那恐怖的大火。而当街道上响起挑牙虫的女人一声一声的叫喊：挑牙虫噢，挑牙虫噢！我赶紧逃到屋里，并且紧紧地关上房门，然而却透过门缝，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于是，我看到一个女人包着花布帕子，从我的门前走过，然后一路吆喝着，向街的另一头走去。
后来我知道那是一个下江女人，江浙一带的。她头上的花布帕子是一种蜡染，很多人去那一带旅游时，都喜欢带一块这样的蜡染回来。但是，我从来不买这样的蜡染。
成年后想想，我对挑牙虫女人的害怕是没有根据的，这害怕来源于童年的一种意识传导。
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意识传导的书，是说当一种声音是在人心情愉悦时传来，以后每次听到这声音，都会把一种愉悦传导到大脑皮层；反之，当一种声音在你痛苦或害怕时传来，以后每听到这种声音，便会有一种意识中的不悦。我对挑牙虫女人的害怕应该源于我刚刚有记忆时，那一次我大概正在无理吵闹，偏偏从街那头就传来“挑牙虫噢，挑牙虫噢”的叫喊声，我母亲就恫吓我说，看看，挑牙虫的来了，挑牙虫是假，她包里有刀，专门下小人的卵泡。我当时果然就不哭了，并且立即缩进母亲的怀里。因为这件事，当我做了父亲，现在又做了外公后，我从不在孩子哭闹时用“老虎来了”或“猫来了”恫吓她，我知道，那种恫吓有可能会把某种恐怖的意识传导给孩子，并在孩子的心灵造成长久的伤害。
当然，对于挑牙虫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恐怖渐渐就淡去了。有一次，当那个挑牙虫的女人进了对门的刘家大屋，并且有几个有牙病的人也跟着进了那屋时，我也大着胆子进去看了一回热闹。挑牙虫女人面前有一只盛着清水的碗，挑牙虫的女人用一把小镊子在胡家女人的牙齿上捣了捣，然后把镊子在清水里摆了摆，于是，我看到那碗清水里果然有一只小虫子在游动着。我从没有患过牙痛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坏牙里是否就是有一种小虫子在活动。
当然不会再有挑牙虫的女人了，但每次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牙膏的广告，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的街道，想起那个挑牙虫的女人。
代写书信的佘先生
现在的通讯发达了，人们平常相互联系，很少再写信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一只手机，足可以把全世界收拢在方寸之间。
每次我到大通去，走在老邮政局门口，很自然地就想起代写书信的佘先生，他要是还在，该有一百岁了吧。
佘先生解放前在旧军队里做过一些什么事，但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所以街道上对他的管制也不像对别的人那样严格。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社会里，佘先生不很吃香。然而在我的印象中，佘先生并没有一般的管制分子脸上惯有的那种谦恭，那种诌媚，他的腰还是挺得很直的。政府对他这种在旧政府中做过事的人的政策是管而不死，街道上就照顾他坐在邮政局的门口代写书信。代写书信，这就是他的职业。
虽然那时候坐在老邮政局门口代写书信的很有几人，但佘先生的桌子前总是生意最好。所以说代写书信这碗饭不是什么样人都能吃的，首先得要人家信任你。来求代写书信的人，多少总有一些隐私，但这些隐私必须要说，不说，对收信的对方又怎么能知道呢？佘先生穿着一件中山服，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很有些仙风道骨，这就使得佘先生让人感觉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那一年我父亲被人整到很远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母亲便要带着我来到邮政局的门口找佘先生代写书信。每逢这时，佘先生那不苟言笑的脸上就露出和善的面容。不等母亲诉说完毕，佘先生已经铺开纸开始沙沙地写开了。佘先生有时候是用钢笔，有时候则是用毛笔，因人而宜，也因价格而宜。后来我知道他所写的信开头部分一律都是“某某：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我上了三年级，我也就学会代人写信了。我屋里的孤佬李奶奶总是让我替她给侄儿写信，找侄儿要钱，于是我也总是这样开头：“学成贤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直到我上中学以后，曾替人写过一封求爱的情书，那开头也是这样写的：某某同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是我学会的第一句成语，是佘先生教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