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那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由于长年缺少阳光，躺在床上的大新娘子脸色惨白，不带一点血色。我在她的病榻前坐下来，她伸出那只完全变形的手拉着我的胳膊，并比划着说，那时候，你才这么一点大，现在也老了，时光不饶人啊。也许是久不见人的缘故，大新娘子显得有些激动，她说着我小时的趣事，说我父亲火爆的脾气，说着我夭折的妹妹和病故的姐姐。我们说话地时候，银匠家的那条小黄狗一直在我的面前蹿来蹿去，它不时用鼻子嗅嗅我的衣服，伸出湿漉漉的舌头在我的手上舔舔。
银匠在一只煤气灶上煮着糖水蛋，蛋煮好了，他把碗端到床前，用汤匙将糖水蛋切好，一点一点地喂到他妻子的嘴里。我打量着这间屋子，我记得，当年他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结婚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就居住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和银匠夫妇谈话的过程中，陈鹰一直不停地按动着他相机的快门。
澜溪街事
题记：记忆中的街悠悠忽忽，就像是一截截断残的画片，胡乱地粘贴在我的思绪里。
这条街是由一条方砖铺就的石板路和石板路两旁的老房子组成。方砖是那种麻石条凿成的方砖，既不十分光滑，也不十分毛糙，总之很适合街上人的布底鞋或胶皮鞋。而老房子很有些年了，有些是清朝末年的建筑，类似徽派的那一种：马头墙、穿方的梁，梁上有一些雕饰，因年数久远，现多已朽烂。
街毗邻着长江，我所住的地方叫上街头。上街头因为离码头较远，当然就少了下街头的那份人喧马闹，店铺自然也少得多，不过是些铁匠铺、糕饼坊、白铁店和杂货铺之类，此外还有一家新华书店。
铁匠铺的掌柜姓丁，带着他的徒弟。师徒俩都很本份，话也不多，每天只听到从他的铺子里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打铁声。因街道连接着周围的乡镇，找丁铁匠打制锄头镰刀之类农具的人很多，所以即令是在暑热的中午，他们的铺子里仍是风箱习习，炉火熊熊。白铁店里的张小扣也是一个不肯闲下的勤快人。这时，他把一块白铁皮贴在屁股下的一根茶碗粗的圆铁棍下，然后就用一块方木一下一下地捶打着那块白铁皮，不多久，一只圆鼓捶成了，那是一只大茶炊。
中午的时候，弹棉花的老戴一般是在午睡。老戴和他的一帮伙计们就睡在作坊里的大铺板上。他们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头，起先他们恹恹地说着什么笑话，说到开心处就轰然一笑，接着就都睡着了。睡了很久了，汗把他们身子底下的铺板湿了一大片，相互粗粗地打着呼噜，任凭丁铁匠和张小扣起劲地发出一声接一声刺耳的敲击声，他们只是浑然不觉。
杂货店里的老佘此时虽坐在柜台后面，却是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盹。杂货店不大，一个“L”字形柜台临着老街，柜台里面的架子上放着烟、酒、火柴、糕点，当然还有大表纸什么的。这时候，一个孩子穿着木踏子（拖鞋）噼噼叭叭地跑到老佘的杂货店来，猛然一叫：“买两块糖！”这叫声让老佘猛地从惺睡中惊醒，他禁不住要骂一声：“小狗日的，吓我一跳！”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接下这一笔一角钱或是五分钱的生意，将几块什锦糖扔到柜台上，拾起手边的一只蒲扇，不经意地摇几下。瞌睡是没了，但仍是恹恹的，两眼迷迷地看着街道上的公鸡打水。
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分，太阳毒花花地照在石板路上。谁家的孩子为了要去追赶出门戏水的哥哥，鞋也来不及穿就冲到了街道上，结果两片小脚板被灼热的石板路烫得左右起跳，于是，孩子的娘追出门来，一边指着那追不到影的“大短命鬼”，说晚上要扒他的皮等等，一边抱起“小短命鬼”，并腾出手来在他的小屁股上开花地抽打开来，抽打得那“小短命鬼”越发没命地哭叫起来。这时候，有人从门洞里探出头来，骂一句什么话，打一个哈欠。丁铁匠的一块锄子刚刚出炉，于是，尖锐的“叮叮当当”之声盖过了方才发生的一切，街道上只有一片金属的此起彼伏的捶打。
天气太热了，这怨不得人有太大的火气。午后的那段炎热实在是太长了，人们都等着太阳落下去的那一刻。
太阳终于慢慢地沉到对面的屋顶下去了，街道上有了一丝阴凉。起了一阵风，尽管仍带着一股火烧火燎，于是，连那只睡在街檐下的狗也站了起来，抖一抖身上的黄毛，然后去啃不远处的一块西瓜皮。
夜终于来临，人们早早地在门口的地上泼上水，好让暑气随蒸腾的水汽快些挥发出去。接着，女人将家里的竹床搬到门口，街道上的晚餐开始了。那是一种铺排，也是一种展览，有乌黑的霉干菜烧肉，有薰得焦黑的鱼，还有臭干子炒辣椒。男人照例是要喝两盅的，于是就坐在竹床头上，赤着的双脚就抵在自己的屁股底下，街道上飘着一股经久不息的酒香。隔壁与隔壁的人家相互交换着小菜，人们谈论着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孩子们端着饭碗仍是不肯安生，仍是满世界地疯跑着。谁家的孩子一不小心扑倒在地，手里的碗的溜溜在石板路上滚动着，林林总总的饭菜洒了一地。于是，女人撵上来，少不得又是一顿好骂好打。对这一切，男人们像是全然不觉，他们仍只是喝着酒，仍是兴奋地说着他们男人世界里的事情。
男人早已放下了碗，在女人的一再催促下进屋洗澡去了，洗过的水再泼到街道上。洗澡的时候，也是孩子遭殃的时候。脱光了的孩子知道迟早有这么一顿，只是站在澡盆里拼命地干嚎，绝望地等待这一刻早一点过去。有趣的是女人骂着骂着就离了题，于是，听出话音的另一家女人当然不会息事宁人。街道上的女人们就像她们白天织就的丝网一样，总有撩不完的过节，总有补不尽的洞眼。
夜终于黑尽了，街道上响起一片木踏子的响声。男人们赤着膊，摇着蒲扇串门去了。女人们坐在竹床上，身上的穿着实在不比现在的三点式更多，她们一边极力地躲避着街道上不时走过来的不怀好意的男人锥子样的目光，一边摇着蒲扇给自己睡下的孩子扑赶着蚊子。谁在这时候拉起了一只二胡，那二胡呀呀的声音似乎就平息了街道上一天所有的暑热所带给人们的沉闷，于是，有人建议邮电所小邓的老婆唱一段黄梅戏。小邓的老婆推辞着，那情形却是很想露一手的样子，只等他的男人小邓发话。小邓有些得意，终于发话了，说：“唱就唱呗。”于是小邓的老婆就唱了一曲《小辞店》。唱到委婉处，一条街上的人都跟着唏嘘。
真的起了一阵风，这风从江上吹来，带着江水的凉爽和江水的腥气。从附近的竹床上传来一阵似有似无的鼾声，这鼾声像是传染了周围的人们，这时，除了偶尔从哪一处传来一两声蒲扇拍打身体的声音，被暑热折腾了一天的街道真地安静了下来。
洪家大屋
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洪家大屋，但一提起洪云龙饭庄，但凡老大通人，没有不知道的。当然，在我们搬进洪家大屋之前，洪云龙饭庄已成为历史，我无法知道洪云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也无法知道洪云龙为什么偏偏选择在冷清的上街头开了这样一家饭庄，但从它的知名度来看，洪云龙饭庄在当时一定相当红火。
那几年，我们兄妹几个时常会结伴回家，每次回家，总看到父亲躺在靠近大门口的一张帆布躺椅上，看着他的儿女们依次进屋，老人家不无揶揄地说：洪云龙饭庄又开张了。我们回家，也的确是来蹭饭吃的。那时候，兄妹几个读书的读书，失业的失业，无论什么时候，家，总是我们温暖的港湾。父亲是一个外表冷峻，从不把儿女心轻易放在脸上的人，他的揶揄，其实也不泛有在他的晚年，儿女们承欢绕膝时的快慰。因此，虽然父亲把话说得刻薄，我们也从不会在意。直到父亲过世前，父亲的“洪云龙饭庄”一直在开着。
就像大通所有通街商铺一样，洪家大屋也是一栋临街的老屋。饭庄不再了，幽深的老屋被隔成很多间，承租给一家家住户。大屋最多时住着七八上十户人家，这七八上十户人家不仅在一个大门里出入，也共用着一间厨房。住户们多半是烧着一种陶制缸灶，由于没有出烟的气孔，往往一到烧饭的时间，整个大屋里烟雾弥漫，咳喘之声此起彼伏，就像遇到一场生化危机。
洪家大屋大多数是长久的居户，而中段靠西的那一间屋子因长年就阴，就不时有人搬进搬出。记忆中最早住的是一对北方老侉，男的在小吃部工作，姓靳，人们叫他靳经理，女的在街道上烧老虎灶，人们就叫她靳大嫂。那是一个快嘴快舌的女人，做起事来手脚麻利，只是，她的肚皮同她的嘴皮子一样，装卸吞吐的频率太高，几乎每隔一二年，从西屋里就传来靳大嫂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我们知道，靳大嫂又临产了。靳大嫂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詈骂声，让人对那一对北方夫妇隐秘的夫妻生活的种种细节洞知入微。于是，等到她的肚皮再次隆起时，人们打趣说，靳大嫂，你怎么好了疮疤忘了痛啊？到我上初二那一年，西屋里已经有了七八个拖着鼻涕的丫头了，可我发现，靳大嫂的肚皮又隆起来了。
父亲过世的前一年，那间屋子住进了一个小脚老太太。后来知道，那是一个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她年轻时的男人，据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伪汉奸头子。虽然她搬来西屋时，她的现任丈夫是一个姓钱的裁缝，但她仍不免要成为各种运动的对象。我对这老太太并不陌生，那一年我下放农村，曾自学中医，并且相信“一根银针，一把药草”能包治百病。老太太年轻时曾在街道上开过一家针灸诊所，听说我要学针灸，她便主动告诉我，人体有督任两脉，掌握了督任两脉的规律，就掌握了所有的人体穴位。我开始觉得，这个汉奸头子的小老婆是一个很可亲的老人，因此，她也算得上我的一个师父。
老太太没有什么亲人，唯一的亲人就是居住在附近董店乡下的侄儿嘉禄，嘉禄的父亲即是另一个汉奸头子吴智和，据说同样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宣传固然并不可信，但吴智和在历史上有血案却是可能的，否则，他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到香港，只留下这唯一的儿子。嘉禄是一个黑而瘦的青年，因为有了个汉奸父亲，他的人生是可以想见的。嘉禄来时，会给他婶婶顺便带来一些山地货，老太太就把这些东西在洪家大屋里一家家送着，从不敢高声说话的她会向洪家大屋的人一一介绍说，这是我侄儿，他给我送山芋来，大家都尝尝吧。此时的老太太就会有难得的一脸笑容。
父亲过世后，母亲随我去了我工作的城市。那临街的两间房子，母亲就托付给了这对老夫妇。1983年，洪水再一次爬到石板路上。我不得不向学校请了假，回到洪家大屋。那时候，上街头大部分人都搬走了，洪家大屋里，也只剩下这一对老人。那一次我在被水淹了半截的洪家大屋住了半个多月，每天的生活就全靠这一对老夫妇照应。
我不知道钱裁缝夫妇是什么时候离开洪家大屋的，也不知道这一对老夫妇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只是，每次到洪家大屋时，我总会想到那个习惯于低着头，颠着一对三寸金莲的老太太。当然，我也会想起西屋里那个北方女人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詈骂之声。
清字巷
清字巷是一条巷子，也是一个渡口。
我的一个老乡叫郭熙志的曾拍过一个纪录片，名《渡口》，说的就是这条巷子的故事。据说这个片子在央视播出后引起轰动，并获得一个重要大奖，可惜我至今未曾看过这个片子。同我一样，郭熙志也有着浓浓的故乡情结，他几乎每年都要从深圳回到和悦洲来，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记录下和悦洲的过去和现在，所不同的是，我用的是笔（键盘），他是用摄像机。
旧时和悦洲有十三条巷子，十三条巷子的名字一律都是以水字旁打头，但自我记事后，就只有清字巷、浩字巷和洄字巷了。其实，在我懵懂的记忆中，除了清字巷，那两条巷子也已经荒灭了，所剩下的只有一条连接江滩的石板路，石板路总是被挑水人的水桶滴得湿滑而晶亮。就是清字巷，也已经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完整。巷口有一个门楼，门楼上镶着一块石匾，石匾上刻着“清字巷”三个字，巷字有一个草字头。连接门楼的有一座棚子，夏天，棚子里总会坐着很多人，有要乘渡船去对江大通的，也有利用巷子里的穿堂风在这里消夏纳凉的。即使是冬天，清字巷的棚子里一样坐满了人，人们在这里下棋，烤火，谈古论今，听说书的瞎子用沙哑的嗓门说《杨家将》，说《七侠五义》或是《粉妆楼》，棚子里总是烟雾腾腾。清字巷的附近有一处露天影院，我在那里看过一部叫作《秋翁遇仙记》的电影，说一个老翁与一群花仙子的故事，这也是我此生中所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后来，那个露天影院遭遇一场大火，再后来，我们举家迁到大通上街头居住，居屋的隔壁就是一家影院，我也曾在那里看过一些电影，但一直没有在清字巷附近的那家露天影院所看的电影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