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长短经一日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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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昏庸淫侈 前人覆辙

【经文】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中平乱阶,始于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议曰:桓帝问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汉中主。”“何者?”“尚书令陈蕃任事则理,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此中主之谓也。”

虞南曰:“夫泯江初发,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远也,方舟而后能济。元帝之时,而任弘恭、石显;暨于桓、灵,加以单超、张让;既彝伦,遂倾宗国。其所由来者渐矣。故曰:‘荧荧不灭,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呜呼,百代之后,其鉴之哉。”

古语曰:“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曰:“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

由此言之,是知昏乱之君,将以开圣德矣。

【译文】

后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汉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沿,他自己虽然只活了34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问他的侍从爰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爰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桓帝问:“怎么讲?”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行仁政,也可以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漂起酒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所谓‘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一露头就得慎重对待。呜呼,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

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

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智解】

谨记昏庸误国的道理

在我国五千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臭名昭彰。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赞美,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汉书》的作者班固曾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后来者如果想避免前人的覆辙,就必须认真地反思前人所犯下的错误,从前朝的兴衰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来,时时刻刻警戒自己不要犯相同的错误。

后世的仁人志士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痛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可见汉桓帝和灵帝在位时的劣迹实在是令世人痛心,以致经常被后人作为反面教材提起。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一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标价卖官。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镇压和屠杀。这些昏聩的做法给后来的政治活动开了很恶劣的先例,从此而后,历朝历代宦官之害屡屡惑乱国家,唐代的高力士、明代的魏忠贤都曾经乱政,而卖官鬻爵更是从未消失过,从汉唐到明清“长盛不衰”。凡此种种不能不说和汉代桓、灵二帝有所联系。坏的榜样一旦树立,其恶劣影响往往流毒甚远。

汉桓帝刘志即位时才15岁,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汉王朝表面上挂的是刘记招牌,实际上却是梁冀的私人财产。梁冀生活上骄奢淫逸,在他掌权二十多年里,拥立过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有史以来,外戚权势还没有超过他的。

刘志虽然是个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都不过问的儿皇帝,但到了30岁那年,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渐生不满,便与单超、左馆、徐璜、具瑗、唐衡5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事成之后,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5人都官封万户侯,朝政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势力迅速膨胀。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赃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侯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381所,良田万亩。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不巧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国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随即以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璜岂肯罢休,找到桓帝大泄私忿。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暴发户的贪残肆意掠夺外,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鬻爵,贿赂成风。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样渺茫,同样凋蔽,这就成了他们反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无权无势的太学生,他们的武器就是口诛笔伐,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污陷太学生们是“党人”。双方攻讦,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公元159年,不畏权贵的司隶校尉李膺,依法处决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的死党张成的儿子,当时张成从朝中得知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看准了机会,侯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太学生,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原本汉桓帝就对评论国事的太学生不满,于是借此理由下诏在全国各地通辑、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

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其端,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汉灵帝即位时才12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建宁二年,以正直清明著称的张俭担任山阳郡的东部督邮,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侯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中。这一年侯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茔,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还先后建造住宅16处,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封建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侯览。侯监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侯家的坟茔,没收了侯家的资产,又把侯家平日杀害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奏章又落入侯览手中,他对张俭恨之入骨,唆使人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朋党”。汉灵帝这时才14岁,什么也不懂,就糊里糊涂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暴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60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成是党人,惨遭迫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化。被流放,处死,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血腥的恐怖世界。

没有士人的不满之声,汉灵帝可以放心地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声色犬马,花样翻新。只要让君主享乐,宦官的斑斑劣迹他一概不管。当作奸犯科的人被捉住,他反而会出来袒护。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的所为让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汉灵帝使国家彻底毁灭的另一做法就是明码标价卖官敛财。汉灵帝对金钱有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成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当她看到天下之财已经搜刮殆尽,便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县令级四百万。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一时间买卖官职之风大起,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虽然付出了大价钱,但到任之后往往狠命搜刮百姓。后来卖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朝中三公,一千万一个,九卿五百万,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也上了市。可以说除了皇位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迫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特别减价三百万。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做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请病假,不准,于上任途中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害怕得而复失,把一部分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去享受。国家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术了。当时有一首民谣曰:“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这样的局面没维持多久,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便爆发了。千万资财,一朝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