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长短经一日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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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立身处世 心有准则

【经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遗,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岨峗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矣。”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悁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引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干是皇帝的老师。比干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儿用处都没有。像他这种做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说:‘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种人。”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想知道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传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晦,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自保以后,在那样的乱世却又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智若拙’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班固说过:“依照世俗看法就会废除原有的传统,而违背世俗又会使危机产生,这也是古人也觉得难以为官的原因。”由此看来,生存和死亡,其中的道义又该如何评价呢?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帮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评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像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熏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丑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谛,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他这种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东汉末年,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为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有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而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糊涂。东汉末年,正像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可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像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像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智解】

以价值大小选择生与义

作为一位臣子,如何立身处世是件很费思量的事情。如果不辨贤愚、不分忠奸地跟着时代、世俗潮流而动,常常会违背了高尚的伦理道德,违背了自己的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不同奸佞小人同流合污,人生和事业马上就会变得举步维艰,危机四伏,丢掉谋生的饭碗不说,很可能因此而丢掉了身家性命。因此在中国古代很多有思想的人都拒不做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就需要担当起济世救亡的重任,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很可能走上不归路。如此一来便很多有大德大才之人隐居深山秀水,避世而居。由此看来,出世与入世、坚持理想还是随波逐流,是坚持正义还是屈服于邪恶,是为忠义而死还是为性命舍弃忠义,是困扰着士人的难题。

如果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讲求文化道德、仁义忠孝,坚决不同世俗的浊流相合,虽然保住了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名节,但很可能无法谋生,陷入食不果腹的贫困境地;相反地,要是一个人只想着锦衣玉食,为了财富和权力而无所顾忌,那他也就成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小人。

所以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往往是这样的: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暂时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保全名节。

所以义与生如何取舍,要根据时代和世事的不同而裁夺,不同的情况就应该有不同的选择。在关键时刻为了崇高的事业而献身是值得的,可以称得上死得其所,彪炳千秋。而在不适当的时候或者为了不适当的事而死就显得愚蠢,不但不会为后世所称颂传扬,反而可能成为反动的代表。文中提到的泄冶便是这样的例子,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曾名噪一时。据说她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当时腐败堕落的陈国已经呈现出亡国之相,一个明智的人本应该弃国而去,另投贤明的君主,可是泄冶却想以自己舍命直谏警醒昏君,这种愿望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最后落得不明不白地死去,性命丢得没有价值。泄冶没有做到相时相事而动,所以他的人生没有实现应有的价值便悲惨地结束了。

文中提到的叔孙通却正好相反,在兴国无望,不能施展抱负的时候叔孙通忍辱负重,不以苟且偷生为耻,叔孙通是被秦始皇征召的文学博士。专门为最高领导人出谋划策,充当智囊,后来秦二世继位,陈胜、吴广造反,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三十余人的博士们问:“听说有人造反,是真的吗?”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这时正好借题发挥,唯有叔孙通说:“没有的事,不过是些小毛贼。郡守正在捉拿,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执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是实情的博士,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众博士走回馆舍,责问叔孙通:“先生说话怎么能这样拍马屁呀?”叔孙通说:“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说完后,看见秦王朝没希望了,赶紧收拾行装溜之大吉。以秦末的形势看来,国君暴虐昏庸,天怒人怨已经是末世之象,如果当时叔孙通向秦二世直谏的话,很可能会性命不保,为了这样的君主和国家献身是不值得的,不但义胆忠心无人能理解,对于国家起不到任何扶助的作用,而且自身的才能也白白浪费掉了。

所以明智的叔孙通后来投奔汉王刘邦。但刘邦向来看不起读书人,见了读书人就骂。叔孙通最初连饭也吃不上,受尽了轻蔑。叔孙通投靠汉王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只选择那些出身强盗的强壮之徒加以推荐,贤良的弟子们十分不满,叔孙通知道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你们忍耐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后来刘邦平定天下,建立了汉朝,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觉得这话有道理,就询问他的建议。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叫他去操办。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演习后,请汉高祖出来上朝。上朝仪式庄严气派,尽显天子的威仪和崇高,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和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经过长久的忍耐,叔孙通的理想和抱负终于得以实现,他的忍辱负重,蓄势待发,不论是对国家、君主,还是自身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是真正明士的所为。

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之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