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学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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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关于要注意研究苏联历史经验的问题

一、为什么提出要注意研究苏联经验的问题

我们要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经验,总结“文化大革命”10年的教训,总结近两年的新经验,同时,必须要注意研究苏联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历史,苏联有62年的历史,苏联的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分析,它的许多问题都和我们有关。苏联的62年历史,经历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后来的变修,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我国30年走过的道路都有直接的、间接的关系,或者说有正面和反面的影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强调向苏联学习,一边倒,这在当时是有好处的,当然也带来弊病。毛泽东对斯大林意见很大,但毛泽东坚持对斯大林正确评价,没把他的挂像取下来,对赫鲁晓夫那样地反对斯大林,我们党是不同意的。我们党从苏联变修这个严酷事实中吸取教训,特别强调反修防修,但应该怎样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前一个朝代灭亡了,后一个朝代鉴于前一个朝代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不做具体分析,结果就会在相反的极端上摔跤。斯大林曾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9页)、“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文选》(上),第34页)。这两个一切,中心是技术决定一切,目的是为高速度发展经济,这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的。后来,我们反对斯大林这个提法,不讲技术决定一切,讲政治决定一切;不讲干部决定一切,讲群众决定一切。林彪还提出,政治不能落实到业务上,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这不就是政治落实到政治上,把生产技术、把一切业务都否定了。群众决定一切,就变成所谓群众专政,变成无政府主义,连无产阶级专政,连共产党的领导都不要了。这个教训是惨重的。

二、“九评”是否正确总结了苏联变修的经验

在“九评”中,讲苏联变修的根据列了六条:一是反对个人迷信;二是搞物质刺激;三是搞利润挂帅;四是权力下放;五是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六是跟美国拉关系。实践证明,这六条是站不住脚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对,但反对个人迷信是马列主义的。我们批判他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自己大搞个人迷信,这难道是马列主义?二、三、四条实质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改变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采取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20年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国民经济20年停滞,已吃了大苦头。至于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我们现在也承认了。毛泽东健在时说过,我们对南斯拉夫说过头了。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不好,20多年来对苏联没有什么研究。我们不仅在国内问题上要实事求是,在国际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我们对苏联了解太少了,要把苏联的情况搞清楚。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对外实行霸权主义,这是一定要反对的,但它国内的经济变化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研究。

苏联问题是一个禁区,应该打破。我们在政策上、斗争策略上如何考虑,那是另一回事,但对苏联国内真实情况,要实事求是,过去研究不够,我们在宣传上效果不好,苏联把我们有的文章刊登在《真理报》上,作为笑料。我们宣传苏联特殊阶层,实际上像勃列日涅夫他现在的住房还是在一个公寓里,而且只有5间。苏联工资差距在缩小,最低工资原来是27个卢币,现在提到70个卢币,最高工资未动,勃列日涅夫的工资是900个卢币,高低差12倍。

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也要一分为二。他搞的即使是修正主义,过头了,是错误的,还有哪些不是,要作具体分析。赫鲁晓夫上台时的苏联,是在斯大林当政30年之后,那时确实面临许多问题,斯大林时期的许多政策已经很难推行下去了,需要调整、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东欧各国也是如此,包括罗马尼亚都是照搬苏联斯大林时期的那一套。苏联后来遇到的问题,许多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对于后来赫鲁晓夫的变化,我们要做具体分析,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我们在国际斗争中以我划线,亲华的就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反之,就是修正主义。有时我们所拥护支持的派别,他们在国际国内并没有威信。凡是苏联反对的我们支持,凡是苏联支持的我们就反对,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做法,造成极不好的影响。明明是索马里侵犯了埃塞俄比亚,但我们却支持索马里,因为埃塞俄比亚是亲苏的。坦桑尼亚人很诚恳地对我们大使馆的人员说,我们希望你们中国在非洲的形象要搞得好一点。

“三评”给南斯拉夫定了性,我们就不去研究南斯拉夫了。现在知道,人家在研究马列主义方面用力比我们大,万万不可以为只有我们才是研究马列主义的权威。事实上,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提法,都是有根据的。如“共同联合体”是出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

三、关于苏联变修的问题,至今我们没有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搞清楚

苏联为什么是修正主义国家?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苏联变修有关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根源?光说赫鲁晓夫是阴谋家、两面派,搞宫廷政变,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把苏联变修了,下结论太简单。只有把苏联正反两方面经验搞清楚,才真正有益处。

恩格斯在《德国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动机、缺点、优点,错误或变革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过去我们把苏联变修归咎为赫鲁晓夫一个人,是不行的。如果决定于赫鲁晓夫一个人,那就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了,说不通,在理论上有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分析苏联正反两方面经验,才能对我们子孙后代有好处,对国际共运有益处。

四、对苏联社会的性质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论证的路子大体是:走资派篡党夺权———改变了路线———推行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复辟了资本主义———为追求垄断高额利润对外侵略扩张、谋取霸权。

第二种认为,苏联对外政策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内经济制度没有复辟资本主义。列宁当时提出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时,第二国际没有掌权,没有经济基础,指的是他们的思潮、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

第三种认为,苏联内外政策都不足以说明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内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基本方面没有变,国民经济比斯大林时期大大发展了,人民生活也大大改善了,所谓的法西斯专政,言过其实。对外称霸问题,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领土并未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张一些领土都是斯大林搞的。侵占捷克,是因为捷克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而当年苏南冲突时,斯大林也是陈兵边境。再说匈牙利事件时的苏联出兵,我们是支持的。总之,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中苏分歧主要是党内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运方面的路线分歧,并不涉及苏联社会制度演变问题。赫鲁晓夫是阴谋家、野心家,但他推行政治、经济改革却是当时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五、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提出来的,经历近百年的实践,特别是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实践,其内容十分丰富,也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有什么内容?它有什么规律性?很值得总结。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允不允许有不同的模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公式,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几个发达国家同时取得成功,后来,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即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成功。这个论断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革命成功,这就产生革命后有许多方面需要补课。苏联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后,生产关系改变了,但生产力是落后的,社会制度是先进的,但人们的思想意识是落后的,如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要花很大力气去改变它。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夺取政权是质变、是飞跃,但革命成功以后还要走很长的路。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一定会有变化。绝对不能用简单公式去套一切。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哪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此,目前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比较混乱。我认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同实践中出现的几种模式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自苏联十月革命以来,至今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大体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即斯大林逝世以前的苏联。东欧各国、包括南斯拉夫解放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这段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但也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值得研究。

第二,即1950年以后的南斯拉夫。由于种种主观原因,南斯拉夫最先解放思想,敢于触及禁区,摸索了一条社会主义自治道路,实行了近30年,日益见效,但也还有些问题要研究。

第三,即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了一系列理论概括,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及一系列试图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措施等,包括1966年以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这一整套反修防修的理论体系也已实践了20年,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研究。

第四,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苏联。在这期间搞的经济改革,也要做具体分析研究。说它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不足,理论上也有不少矛盾。赫鲁晓夫搞经济改革时提出的问题是:过去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今后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过去关心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够,今后要给企业一定自主权,要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要搞经济核算制度,等等。前几年,我们批苏修,有时不尊重事实,强做文章,说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经济基础是国家垄断主义,等等。我们在理论上一直没有说清楚。在方法论上,不是把原则作为研究的结果,而是作为出发点,先有大前提、大结论,然后照事实和例子去论证,往往牵强附会。

(此文系1979年7月分别在浙江省宣传系统干部读书会、高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