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质问题是一个与人的本质问题相随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历史本质问题实质上是人的本质问题的一个方面。不管持什么历史观，社会总是人的社会，历史总是人的历史。由于对人的本质理解不一样，以致从不同的“人”出发，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观”，不同的“历史观”。对于唯心史观而言，历史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这样的历史乃是黑格尔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在马克思哲学里，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实践的。历史是就由那些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人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6—147页。与唯心历史观总是在它的那个时代寻找某种带有目的性的范畴，并从这种观念出发去解释他们的实践不同，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所谓产生人的历史的精神只是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反映，精神生活中的矛盾只是人们物质生活中物质利益的对立的表现。而且，“‘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3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历史本质以及人的历史的基础等观点实质上是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的升华，也是对在《神圣家族》中提出另一个版本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的升华。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马克思的自然观是溶于历史观之中的。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不仅不能从人的社会历史中排除出去，相反它是人的一切关系的基础。人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并不是独立于人的历史之外的自然界，唯心主义历史观产生了与人的生活经验相反的观念即好像自然和历史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从而造成了自然界和人、自然界和社会、自然界和历史只是纯粹在观念上的一种无法克服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只要走进人的实践活动中，走进人的生活中，而不是生活于纯粹的精神生活中，那么，人和自然界在经验上、在生产活动中是辩证统一的，相反它们的对立往往只存在于人的理论之中。马克思写道：“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77页。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张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即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马克思的观点是革命性的，是科学的。显然，这些观点只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观点的注脚而已，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想“回过来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并且想要“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回过来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同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也有助于理解“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人道主义”的观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而没有来得及谈的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自然观只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自然界领域的贯彻，而非历史观是自然观的唯物主义西方很多学者以及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基本持非历史观的自然唯物论。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乔恩·埃尔斯特就持这种观点，他说“马克思的哲学唯物论，即他关于物理世界及其与人的意识的关系的理论。”“就算他有这种观点，也不会和历史唯物论有什么有趣的联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论是不一致的，甚至存在混乱（参见［美］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52页）。埃尔斯特的错误在于他所理解的唯物论的物是先于人存在的那种可以与人无关的“物理世界”即自然界，而非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生成的物质世界，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持这种唯物论的人始终是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针对此类观点林剑教授进行了批驳：“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思维来源于存在，意识来源于物质，但‘新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存在’与‘物质’是那种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与人构成对象性关系的感性物质世界与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物质世界，而不是那种与人无关、游离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天然世界。那种与人无关和与人分离的非感性世界，马克思曾称之为对人来说的‘无’。”（参见林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思考》，《哲学研究》，2003年第11期）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唯物论中的“‘物’是一种与人分离的纯粹自然物，而不是与人相联系的‘对象、现实与感性’，即人们所面对的感性世界。”这个感性世界就是人的生活世界（参见林剑：《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思与辩》，《哲学研究》，2007年第5期）。在历史领域的贯彻。在人的本质、实践观、社会观、历史观、自然观等核心问题上，马克思哲学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革命性何在，就不可能知道马克思为什么可以以及怎样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四、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的阐述
由上述分析可知，人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的生活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显然地，人的历史规律实质上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因此，人的历史规律是人的本质发展的规律。
探寻人的解放规律实质上是探寻人的历史发展规律，因为，人的解放是在现实历史运动中进行的，不是在道德活动中进行的，更不是在思维运动中进行的；人的历史运动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因此我们只要把人的实践活动规律阐述清楚了，那么人的解放规律也就自然被阐述清楚了。正如前面所述，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从抽象的人的出发寻求词句解放，“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在精神领域里兜圈子对人的解放进程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同时批判了费尔巴哈从抽象的自然人出发寻求道德批判，指出无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和忍受那所谓的“不可避免的不幸”，“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页。可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研究目的很明确，仍然是探寻无产阶级的解放。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宗旨和价值所在。
哈贝马斯主张：“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某种启发物，而看作是一种理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该理论——归功于它的反思特性——对于政治行动的目的来说，也具有增进知识的价值，并且可以在一定情景中，与有关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相联结。”［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33—134页。当哈贝马斯从交往出发，从社会交往出发时来评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看到了唯物史观不仅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理论，而且是革命行动的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具有战略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似乎都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只是关于对社会关系、对生产关系、对社会制度的革命。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就无疑地要反对马克思，要否定马克思，而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人，就无疑地要反对资本关系，否定资本关系，从而他们都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片面化了。
离开具体的生产力、离开人的本质的发展去谈社会形式的进化和解放，其结果是要么理论本身遭到反对，要么行动归于失败。这种解读，对于在资本生产中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而言，唯物史观除了只有信仰和理想的理论魅力之外，它的真正生命力却荡然无存；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未来的共产主义和正在进行时的社会主义是要革资本的命，因而这种理论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对正在进行时的社会主义而言，它们也许会因此而迷失方向，发展了不适宜于现有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并建立了不恰当的上层建筑，从而使社会主义实践归于失败，最终也导致马克思理论失去了最起码的魅力和生命力。只有到了资本危机全面爆发时，马克思的理论才又一次大放光彩，其生命力和理论价值才再一次震撼了或唤醒了包括马克思的敌人和拥护者在内所有的人。然而，他们从根本上忘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不是一味地寻求社会的解放，社会解放也不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目的，相反它从来都只是人的解放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理论，是人自身解放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结果，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历史活动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但是这个现实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个人，是处在一定的活动中的个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有深刻分析：“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而是首先处在“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历史是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开始的，人们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改变了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和结构，创造劳动资料即生产工具，创造了生活资料，从而满足人的各自的需要。“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也就是说人们在生产物质资料的同时也生产着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8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起构成人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是人的活动内容即是人的自主活动本身，生产关系是人的自主活动形式，适应人的自主活动的生产关系就能很好地促进人的自主活动的发展，从而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即是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自主活动的形式，即生产关系就由适应生产力发展而逐渐变得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形式。在人的本质力量的推动下，必然要求改变人的自主活动形式，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各种调整；如果建立在原来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尽管适应它的基础，出于维护自身的基础利益的缘故而不愿意主动地去改变它自身，从而使得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也无法得到相应的调整和改变，生产关系就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个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8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通过革命方式变革了原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的能够维护其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样一来，人的自主活动形式采取了新的形式，这表明人的社会发展了，相应地，这种新的自主活动形式将会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因此，自主活动形式的发展最终也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获得了发展，意味着人自身获得了发展。
当然并不是任何“新”的生产关系都能够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实践之前，人类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都是基于旧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而被社会革命摧毁之上，由于这种情形的发生完全是个自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在较长时期内基本都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个自发过程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新的超越现有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超越现有生产力的这种事情往往只能发生在人们的自觉活动过程之中。马克思开启了人类历史自觉的先河，而人类有真正自觉的社会实践则是始于社会主义。因此这个时期为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生产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的社会条件。无论什么新的生产关系，哪怕是代表未来美好社会生活趋势的生产关系，只要它不适应于当下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注定也只能是生产力的一种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