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生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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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人道之常贞生贞死——王船山之生死智慧(2)

当然,在儒者们的眼中,人间伦理的应然性亦就是自然的必然性。孟子又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夭”是“死”,“寿”是“生”,夭寿皆能不贰其心,亦即既能安生又能安死。达到此一境界的关键,正在修已身之德。君子们只关心自身之道德修养,这就是“立命”,就是在琐碎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与超越性的本体相亲近。朱熹释道:“‘夭寿不贰’,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当;百年未死,百年要是当,这便是‘立命’。‘寿夭不贰’,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养性之功。”《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如果说,在孔夫子处,“命”之观念多为“天之命”,主要为一种外在之自然的必然性的话,那么,至孟子朱熹,“命”则由自然的必然性逐渐转化为人的当然之则。这就从自然本体进而为人伦本体,从自然的实存引出了人的生死之理。张载与船山正是从这样一种“命”的观念中引出其生死本体之说的。船山列举自然界的万物有形态之变化而绝无生灭的变化后指出:“君子修身以俟命,所以事天;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所以事亲。”《张子正蒙注》。“命”作为自然的必然,是人无法抗拒的“命运”。但儒家学者已逐渐将人间伦理道德的内容渗入其中,于是,有着自然本体之意味的“命”也就与人性相通了。人们修身的过程,亦就是从“命”、立“命”、顺“命”的过程。这样,由“命”所定之生死,也就转化成了人可修身以“俟之”的事,也就是说,人们只要安于本分,按忠孝仁义礼智去行,便可无惧于“死”,也可安于“生”。船山先生指出:“顺而言之,则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发知通;逆而推之,则以心尽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而尽心知性,则存顺殁宁,死而全归于太虚之本体,不以客感受杂滞遗造化以疵类,圣学所以天人合一,而非异端之所可溷也。”《张子正蒙注》。天之“道”成人之“性”,人之“心”可知性,由知性而知“天”悟“道”,于是,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则何为存不顺没不宁?对一般的人而言,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是一种宿命,对之无可奈何,只能逆来顺受;而对于有修养有境界者来说,此不知所以然之命可化为知其然之“命”,即内蕴伦理道德准则的仁义礼智之“命”。由此,人们便可以将小我之生命通过“太虚之气”、通过“命”的接引而与宇宙之大生命相沟通、相合一,借助于后者而使小我之生命普遍化,进而永恒化,获得人生的不朽。这即人对本体之悟后达到的对死亡的超越,也是用“贞生贞死”之方法与途径来“安生安死”,此观念是张载与王船山苦心孤诣建构的儒家生死本体论的核心。生死价值论:立人道之常生死价值论所要回答及解决的问题是:人之“生”与“死”究竟有何意义?人的生活以何为准则?人又如何才能“死得其所”,了无遗憾?王船山的生死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死观生的哲学。在船山看来,当人们由生死本体论出发摆脱了对死的焦虑与恐惧之后,便可以也能够更好地确立人生的价值观,获得生活的准则,是谓:“贞生贞死以立人道”。这是对孔夫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论的发展,可以称作“未知死,焉知生”的观念。其实,人类若无“死”的话,其“生”又有何意义呢?唯有“死”在,才使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寻觅成为可能,是“死”才给人以“生”前活动的力量。“生”之意义要由“死”而立,由此视角而言,船山“贞生死以尽人道”的观念便是儒家生死价值论的奠基性范畴。在现实当中,可以发现,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人生践履,常常是由其对死亡的看法而确定的。庄子为何能去“物执”、“我执”、“心执”,以及政治社会之束缚,在人世间做“逍遥之游”呢?因为他以人之生死乃“一气之所化”,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释者为何能入深山,青灯黄卷晨钟暮鼓习佛法守戒律终其一生呢?因其意识到要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海,非得由佛法而“涅槃”不可。

在张载和船山看来,这是从畏“死”而至“无生”之路。道教徒认为人们可通过服饵炼气等操作达至此“生”此“身”的永恒不朽,所以,也遁入深山老林,经年累月采药练气以终其一生。在张载与船山看来,这无疑是从“贪生”出发而求虚幻之“长生不老”。世人为何喜醉生梦死、纵七情六欲呢?因为他们认为,生为“有”而死则“无”,生是享乐,死为臭腐。在船山的思想中,这样一种活法无异于行尸走肉而已。种种人生模式,都说明了死亡观可以也必然影响到人生观的确立,对死亡的体认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人们生活实践的方向与准则,从而也确定了人生之价值。在此,有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张载与船山以气之聚散为万物之成毁及人之生死,老庄之道家亦以物与人皆一气所化生,庄子还由此达到了“妻死鼓盆而歌”的生死无惧和坦然。参见拙著《中国死亡智慧》,台北东大出版社1994年版。那么,儒家与道家的人生观为何会分殊成一入世一超世,一刚健一阴柔,一“有为”一“无为”呢?这种生死价值上的二途,似乎难以解释。其实这是由儒家与道家对本体之“气”(道)性质的不同理解所致。在老庄处,“气”(道)之根本性质是“自然无为”,故而其表现于人之生活,就应该以无为自然处世。因此,“生”也无为,“死”亦自然,于是,逍遥于“无何有之乡”成为道家人生的最高企盼。而张载与船山所述之“气”(太虚、道)是一内蕴条理、道理、伦理之刚健之气。所以,表现于人之生活,最高的价值仍在于修身立志,忠孝仁义,这就叫“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读通鉴论·后汉光武帝一》。,这就是“生死屈伸一贞乎道”。此“道”是人之生死的最高价值,分言之即“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者”《俟解》。,而人与禽兽之差只在此,船山称为“壁立万仞,只争一线。”如果说,在生死本体论上,孔孟只有“命”之观念,显得较薄弱的话;那么,在生死价值论上,孔孟却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孔子有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死”为命之定,君子可坦然而受,但亦有担忧之处:死之时声名是否受到人们的赞颂?孔子又以“仁”为人之生死的最高价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又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卫灵公》。

正因为仁义是人之生死的最高价值,所以,孔子提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曾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孟子承孔子的生死价值观,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生”还是“死”,也许是人在世间所可能遇上的最严重的选择。在孔孟眼中,生固然重要,但却有比自我之“生”更为重大之事,这就是得“道”和行“仁”由“义”。禽兽面对生还是死的选择,当然不会有任何犹豫,求生是其本能;而人则不一样,人有得之“天”的“道”为自我之“性”,故而人在生还是死的选择中,就应该也必须超出本能而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张载承孔孟之生死价值论,引申出“民胞物与”、“存顺殁宁”之人生观。而船山承孔孟及张载的思想,更发展出珍惜人之生命,以践履“义”的观念。张岱年先生曾将“珍生”与“务义”视为船山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参见《王船山哲学的基本精神》,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3期。。衷尔钜先生也谈到:“从‘贞生贞死’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王船山自然而然地提出贵生、尊生和珍生思想。”衷尔钜《大儒列传——王船山》,吉林文史1997年版,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