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真是个历史值得记忆的年代。太多的世界性变故，都如蓄积已久的火山：岩浆如一个个腾起的拳头，寻衅着，暴跳着；岩峰战栗地晃动着肩膀，要把过剩的能量倾压在四周的山体之上……世界形势已趋急迫，大事就要发生了！
果然：
2月，日本的“二二六”事件；
5月，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意大利与希特勒德国形成了“柏林———罗马中心”；
……
11月，德国、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12月，西安事变；
从这个怪异的年头起，中国又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1936年间，在中国，在世界，人们突然发现在西北腹地出现了一块红色区域。有关它的传说，是一个如同今天谈论飞碟一样的谜。于是，东方的西方的人们相互打探着，什么是工农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自然越传越神，越传越乱。
日本———隔海相望的岛国，自然比别人更加关注那块红色的天际，如同一头蛮牛盯住了一块红布。为留意这一点，有必要回溯上一年10月21日，广田外相与蒋作宾大使第二次会见时说过的话：
广田又提到“防共”问题，称日本对西北及内蒙的“赤祸”极为重视。广田说得漫不经心，但用余光注意着蒋大使的表情：“四川的共产党已进入陕甘内蒙，并将延及山西，中方又将其逐入内外蒙，对‘满洲国’造成威胁。驻苏颜大使及中国要人风传有与苏联合作对抗日本的计划，不知中方究竟意图如何？”
蒋作宾闻言大惊，慌忙辩称：“这全非事实，中央剿共是要将他们包围加以歼灭，或迫其遁入青海，决不会北出威胁满洲。所谓对苏合作云云纯属虚构。”
广田不满地摇了摇头：“中国的答复空洞无物，其措辞巧妙，仍欲收复失地，与日本讨价还价，如坚持这种主张，则与日本政府之意愿大相径庭。”
蒋作宾答称：“如此则可以安定中国人心，增加与日本亲善情绪……”
也就在广田与蒋作宾说话之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腊子口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网，翻越六盘山，于10月20日前后抵达陕西省的吴起镇，和刘志丹所部汇合；接着，于11月7日到达延安，结束了历时三年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成为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
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淞沪战争的美国新闻记者斯诺，隐约地感到：中国将发生我们时代的“大新闻”。在随后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见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那些场合，他认出了宋庆龄，并很快觉出她的真诚，由她，他认识了许多未来的历史创造者———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军人。当蒋介石在抗战和“剿共”之间跳来跳去时，宋庆龄曾深沉地说：“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就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而他的思想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他考虑的是整个世界。”
“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斯诺很吃惊地问。
她摇了摇头。然后又说：“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
毛泽东的名字第一次装进斯诺的脑海。
另一位有远见的美国将军、驻华武官史迪威，有一天对着斯诺冲口而出：“蒋称红军是土匪，也许是的。但是，是土匪也罢，不是土匪也罢，反正他们是游击战的能手。我不知道他们宣传些什么，但是，我看，他们似乎已经有了能克敌制胜的指挥官了。我是指那些不是对士兵说，‘你们打呀！’而是说，‘跟我来！’的指挥官。如果情况真是如此，而且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官，那就够日本人受的了，就可以把日本人送上西天了！”看来，红军抗击蒋介石的战绩，给史迪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那时他们俩都不知道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甚至不敢肯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九年内战使“红色中国”成了一片“未知之地”。斯诺已经被那个富有吸引力的名字“毛泽东”折腾得寝食不安。他试着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他是这两家报纸的特约撰稿人），让他突破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周围的封锁，进入红区。两家报纸都很赞成他的计划。《每日先驱报》答应负担他此行的全部费用，并且如获成功，还将支付他一笔可观的奖金。当时在兰登姆出版社的哈里森·史密斯也向他约稿，并预付了少量稿费。得到这些支持，斯诺便到上海去，再次拜访宋庆龄，请她帮助。他希望红军起码把他作为一个中立者，而不是当做间谍。宋庆龄愉快地答应了。1936年春天，斯诺从上海回到北平，宋庆龄为他作了安排，通过她，斯诺与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给斯诺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还告诉斯诺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
1936年6月，正当蒋介石宣布准备第六次对西北的红军进行“围剿”的时候，斯诺肩起简单的行装，由北平出发，开始了他此后震惊世界的神秘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