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共外事组的女性，其中的龚氏姐妹特别引人注目。
1938年，龚澎到延安后，她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她崭露头角，她经常参加一些翻译工作，也为毛泽东充任英语译员。到了重庆，她成为周恩来倚重的外事秘书，周恩来经常通过她与外国记者联络或发布新闻。她学的是历史，但在新闻方面却独有天赋。还是在燕京大学，搞“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她和姐姐龚普生就在斯诺的建议下，在临湖轩第一次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虽然到会的除了斯诺外，只有五名记者，但她们还是感到极大的满足。毕竟事业已经开了头。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都住在巴县中学内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招待所里。龚澎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
汉学家费正清其时也在重庆，由龚澎教他学汉语会话。龚澎的性格和为人，她的充满青春活力，她对中国共产党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的忠贞，再加上她对重庆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尤其是她一般女性气质中少有的爽朗和幽默感，不仅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所有驻渝的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抱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这些记者在自己的通讯及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毫无例外地，相当突出地写到龚澎。
龚澎得了痢疾，《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把她送到海军医生那里诊治。并非只有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感受到龚澎的那股奔放的热情。“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写道，“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
照常理，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不轻易赞美另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可是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谈起龚澎却充满喜悦：“聪明的龚澎，她就像画中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传；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地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龚澎从那时起，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30年，直至她被癌症夺去生命。
周恩来常说：“我们应该造成一种国际影响。我们需要有知识的人与美国、欧洲打交道。”于是，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受周恩来的派遣，去了美国，她在那里成功地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交上了朋友。周恩来还让王安娜给外国报刊写文章———她会好几种语言。而周恩来自己，每天晚上都要在虎头岩花两个小时修改《新华日报》的稿件，以便外国朋友更准确地理解八路军的抗战方针。
美国《时代》周刊的谛奥多·怀特，从师汉学家费正清攻远东史，随意随音，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做白修德。他就是在一个下雨天，从曾家岩门前满是泥泞的狭小街道，踏着深及脚踝的泥浆，走进接待室。整个接待室已被拖泥带水的人们弄得肮脏不堪。他坐在那张弹簧已坏、疙瘩很多，用蓝士林布罩着的沙发上，认识了周恩来———这里坐过许多知名人物，有些后来名气更大。比如董必武、叶剑英，还有林彪。
同外国人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周恩来。
一年之后，白修德已同周恩来很熟了。为了影响美国的舆论，周恩来决定宴请一次白修德。白修德知道，“八办”的工作人员平素吃的是食堂里的面条、米饭、青菜，有时有点红烧肉。但这次，周恩来把客人请到重庆最好的饭馆冠生园去。
设宴异常丰盛：先是拼盘，有热炒，有凉拌，再上竹笋炒鸡丝，炸鸭胗肝；然后是主菜———烤得金黄、皮脆肉嫩的烤乳猪。
那个时候周恩来不过40多岁，却已处于政治生涯的中途。在这里，他是毛泽东的望台，更不惜任何代价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触。在这里，他还有一个任务是缓冲，使共产党和他们的军队免遭蒋介石的压制，并从中央政府手中挤出哪怕一点点的援助，作为共产党对日战争之用。因为国民政府正从美国争取巨额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