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在庐山办暑期训练班，邀请国民党要人做报告，激励抗战建国的士气，被蒋介石采纳。庐山训练班于6月25日开学，蒋介石亲任团长，程潜、贺国光、白崇禧、何应钦、张治中、陈诚任副团长，陈诚兼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受训学员2／3为中上级现役军官，1／3为高级小学校长、县长、各省市党部委员等文职人员。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陈立夫、胡适分别讲他们最拿手的学问。陈诚则反复强调精诚团结、效忠领袖、抗战必胜的信念。陈诚对学员的生活给予特殊优待。每人发两套咔叽布军服，一床纯毛军毯，还有雨衣、水壶、干粮袋之类，以及精装的《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录》、《三民主义研究》、《新生活手册》等书刊。毕业前夕，又从蒋介石家乡运来奉化水蜜桃和金华火腿罐头，赠给每人四听，以示领袖关怀。他说：“委员长特别关怀诸位府上的老人，请你们带回府上给老人品尝品尝，略表薄意，同时诚受托向诸位双亲问安。”话毕，全场掌声雷动。两期受训学员共3600多人，许多人等不到毕业就奔赴抗战前线了———每天集合时，陈诚手里拿着一张名单，点叫在场的某一位将领，当面告诉他，你到哪里去率军抗战。孙连仲、李默庵、王耀武、汤恩伯等就是这样走上抗日战场的。当时众多将领都希望首先点到自己。那种报国不落人后的场面，曾令人激动。有一次，蒋介石训话讲了几个小时，还不见要结束的样子，而已被点到名的将领等着离团返防，陈诚便在讲台上打断蒋的讲话，请他讲快点。蒋介石也没埋怨，草草了结。这种情况绝无仅有，可见战事之紧迫。
淞沪抗战开始，8月15日，陈诚在牯岭接到蒋介石及钱大钧的电话，要他回南京商量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18日，陈诚回到南京，立即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未及客套，要陈诚马上做三件事：一、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赴上海视察张文白部作战，并协助之；三、速厘定战斗序列。
蒋介石一说完，陈诚提出：“我并未担任与抗战有直接关系的职务，我到底以什么名义去完成这些任务呢？”还没有等蒋介石答复，他又问道：“我一人又不可能同时分赴两地……”
“你看以什么名义好？”
“如果领袖对我要机动使用的话，可给一高参的名义。”
蒋介石收敛目光，稍一思考，轻轻地摇了下头：“不妥。还是以行辕的名义为好。”
但是行辕的任职并未发表，也就在18日这天，蒋介石给参谋总长程潜发去一份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蒋介石要他先去上海为宜。当晚，陈诚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以及黄绍等会商战斗序列，由陈诚将各将领的历史、个性、能力逐一口述一遍，作为厘定时的参考。第二天，他就与熊式辉同赴上海战场视察。途中遇到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陈诚就请他同车赴淞沪战场视察。郭沫若在车中问陈诚：“对这次中日战争的把握如何？”
陈诚回答：“我们这次抗战要抱定屡败屡战的精神，我们不怕败，要屡败屡战。”
他们见到冯玉祥。郭沫若盛赞冯为中国的兴登堡，并问冯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冯玉祥说：“先生有一支生花的笔就够了。”
郭沫若说：“我有两事为我的日课，其一为吃饭，其二为写文章。”
冯玉祥打趣道：“我也有两件事，你晓得吗？”
郭沫若被问住了，忙说不知。
冯玉祥粗声大嗓：“其一待日本人之杀我，其二即用我的秃笔作几首骂日本人的诗。”说毕，俩人相视而笑。
陈诚在上海仅停留了一天。
途中，熊式辉问陈诚：“返京后，对领袖报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
陈诚回答：“我看还是分开报告好，这样领袖可以多得一份参考资料。”
到京后，陈、熊分别就自己的看法向蒋汇报。当蒋介石问到熊式辉视察上海情形时，熊说：“不能打。”
后蒋又问陈诚，陈诚回答：“不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
蒋介石难以完全理解陈诚的意思，进一步问道：“你说具体点。”
“很明显，敌对南口，在所必攻，而我们也在所必守，这样的话，华北战事扩大已不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上海战事，借以牵制。”
蒋介石听了，面色严肃，似下了决心：“一定打。”
陈诚继续说明自己的意图：“如果打，必须向上海增兵。”
蒋介石起身直了直腰，又对着桌面说话：“所见略同。看来上海一战势不可免。”他又抬起脸，庄严地望着陈诚，下了命令：“你准备一下，上海前线由你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