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战场已是一片胜利的曙光，中国还在黑夜中受难，国民党正面战场屡遭败绩。
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热衷内战，使在华的美国官员恨铁不成钢。失望之余，一部分美国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共产党。中共方面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回击蒋介石的反共宣传，维护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团结，也曾向美国方面吁请其派人访问延安。1942年8月6日，周恩来致函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提出请美国派一位代表或几位代表访问延安。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周恩来的邀请，并建议“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他认为：“这种访问对我们会大有益处，会使我们对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个广泛和实际的了解。”6月24日，戴维斯向史迪威提出报告，建议派出一个观察团并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理由是，这一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对苏联将来进入中国将起到某种联系作用。报告指出，唯一到过共产党地区的美国官方观察员，只有卡尔逊上尉。他说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美国在延安开设领事馆的，但出于军事需要，派观察团则是可行的。他的建议当时并未得到答复。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于1944年1月15日再度建议派观察组去延安，他给史迪威的信中写道：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活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因此，蒋委员长自然要反对美国派观察员去共产党中国。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
戴维斯把上述建议的副本寄给了白宫的霍普金斯和柯里，希望他们俩提请总统给予重视。2月，罗斯福正式要求蒋介石允许军事观察员“立即”去山西和陕西视察；他巧妙地避开了把这一地区称作共产党区域。蒋非常大方地同意为观察团“提供方便”，但补充说，观察团当然只能去访问那些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区。
在蒋介石同意的基础上，中缅战区司令部开始拟订计划，不理睬那条毫无意义的限制规定。为了确保观察员不受主人的摆布，史迪威挑选了懂中文而且了解中国的人。他任命包瑞德上校为团长，谢伟思为他的政治助手。包瑞德中文极好，能用中文朗诵莎士比亚的长诗，还能和中国人用汉语开地道的玩笑。
史迪威本人对这件事情的兴趣，在于他非常自然地渴望与他认为有朝气、有明确目的的军队取得联系。他对1937年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的振奋人心的胜利记忆犹新。从那以后，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共产党人活跃而又成功的游击战有了深刻的印象。1938年八路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和他的同事们与他会面，在他头脑里留下了良好的记忆。史迪威还记得在缅甸战役失败之后，周恩来托人转传的话。周说：“我愿在史迪威将军手下服役，并服从他的指挥。”此话虽有些诙谐，可一向较真的史迪威心里还是一热。在舆论的种种责难中，这句话显得那么真诚，那么重要。他曾一度考虑让共产党部队以每100个的连中配备20名的比例来加强亟待充实的Y军。史迪威的部下多恩在与Y军参谋长肖毅肃讨论之后，放弃了这一想法。肖说，按20%的比例配备，新成员在两个星期中就会把整个连变成共产党部队。现在史迪威明白了，只要蒋介石在位一天，军队的改革和战斗力的提高就无法实现。这一认识使他想要接触远方从未谋面的共产党部队的心情更加迫切。目前需要的是第一手资料。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溃千里、龟缩到中国大西南地区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南方游击队却日益发展。美国人看到将来反攻时，要在中国沿海登陆，必须要有策应才能减少损失。这个策应的力量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离沿海地区太远了；只能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的民众。
军事观察团以“迪克西”为代号，准备3月启程，但又遭到委员长的阻挠。“迪克西”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首流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中“迪克西”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罗斯福于4月重申了美方的要求，但仍未成功。这时，这个问题移交到了另一位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的手中。
问题越重要，就越不让最了解这一问题的人来处理，这已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特点。按罗斯福的想法，最好能自己亲自跑一趟，可他那站不起的脚望尘莫及。于是就找一个替身，而这样的替身，除了副总统还有谁能够更合适呢？
当中缅印地区司令部得知华莱士的访华消息后，他们要求授权华莱士“咬死”，要蒋允许军事观察团去共产党地区访问。结果，这成了华莱士访华八天的唯一成就。而蒋介石的交换条件是撤换史迪威。
华莱士和蒋介石进行了四次长谈。蒋介石一再反对把中共说成是“农民民主党”。蒋说，他们无疑想要在中国掌权，实际上，他们“比俄国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当华莱士提出允许军事观察团去延安时，蒋先是表示拒绝，然后第二天又出人意料地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也许是希望以此换得罗斯福的相应让步。蒋介石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摆脱史迪威和高斯———这两个毫不留情地控制着来自美国的物资供应渠道的人。他在史迪威身上多次失败。这次他没有直接提出撤换史迪威，而是要求总统派一名私人特使，使他可以不必通过国务院或陆军部与白宫直接联系，达到最后撤换史迪威的目的。这次由重新得宠的宋子文担任翻译，宋以其流利的英语，动人地描述了史迪威的“坏处”，以致这位对蒋介石谈不上什么同情的副总统后来也承认：“他被处在不幸之中的人的呼声深深地打动了！”
在他们的劝说下，华莱士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第二次会谈，谢伟思也参加了，因为给华莱士介绍情况的文件是他起草的，他怕蒋介石反悔，鼓动华莱士趁热打铁，要求蒋介石重申他同意这样做，这样连续两次让蒋说出同样的话，总不至于再反悔吧。谢伟思见蒋介石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而蒋夫人神色却不大对头……
6月28日，华莱士从昆明打电报给罗斯福，主张国共双方建立统一战线。这位还算清醒的副总统在随后给总统的汇报中说：“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蒋介石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与此同时，各领事馆听说派驻延安的使团即将组成，大家都想到那里去。西安领事馆的赖斯向高斯提出要求。高斯说不行，还有别的人能同共产党谈得来，他应当继续在国民党那边搜集情报。赖斯退休后说：“这就是我当时做的事情。我就因此而侥幸没有受到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