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有风雨，甚至暴风骤雨。这是自然现象。但自然界的风雨不会太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飘雨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社会中也有风雨，这就是政治风云。政治中的风雨时间长，其猛烈不亚于自然界的风雨。在社会性政治生活中，政治斗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它对社会进步有推动作用，但也可能带来误伤和冤屈。你们生长在改革开放政治清明的当代，没有这种经历，最好也不要再有这种经历，但作为一个人生哲学问题，我还是对你们唠唠。
清代一位著名学者有副名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最难风雨故人来”，语意双关，既可以是真正风雨交加，老友来访，烹茶相对，特别温暖；也可以是身遭厄运，人人如避瘟疫，见面绕开走，此时如有旧友来访，不避嫌，不绝交，一如旧时，也可谓“最难风雨故人来”。
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法治取代人治。一切按法律程序办，罪与非罪，犯罪主体明确，谁的罪就是谁的罪，无株连之事。因而，在法治社会，不会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受。封建社会不同，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株连之事是常态。一人有罪，株连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均难逃厄运。有时甚至株连九族，从老祖宗到玄孙，一并治罪。这是农业社会宗法制度下生存方式的特点。老百姓不是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而是作为家族的一分子，甚至是整个宗族的一员。同宗、姻戚、师生、朋友，成为一个关系网。当统治者一收网，全在网中。清朝因文字而兴大狱时，株连之众，可以说是残忍之极。被称为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之多，可以说是历代王朝之最。像戴明世案、庄铤龙案、吕留良案都是大文字狱，累及师生。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牢骚话。
中国由于法制不健全，在一段时期内，因为政治运动怕受牵连，朋友断绝往来、陌若路人的事常有。既有怕株连者，也有对方情况不明，尚无结论，不去找麻烦的自保。这点可以理解。我自己对这点有特别体会。“文革”后期因写作组的错误，我接受审查，有些熟人也避之不及。我从不怪他们。一是我确有错误，应该接受审查；二是我自己的错误，他们并不知底，何必增加别人的麻烦呢！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我，也会如此。我是过来人，对“最难风雨故人来”感受最深。我曾在我的一本书中说过一件事，在我接受审查时，过春节放假三天，我的老支书生怕别人看见，有天晚上九点多偷偷地到我家来看我。他是老延安，是老革命。前些年逝世，这件事此生难忘。雪中送炭，总是会令人感激不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建立法治国家，以法治国，有法可依。因此，人们不会害怕无故被牵连，更不可能被株连。“最难风雨故人来”成为一个关于风雨夜故人来访的诗意描述，不再具有社会政治意义。这就是三十多年来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