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你们应该重视，这就是发展和代价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发展是一个哲学概念，辩证法就是关于运动、变化、发展的学说。发展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没有发展，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历史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因此，正确理解社会发展非常重要。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进化论，不是用生物进化模式来观察社会。社会的进步表现为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不是一个物种消灭另一物种。但是，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同样有代价问题。恩格斯说过，历史上没有一次重大历史挫折不是用历史进步来补偿的，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社会历史进步往往会付出代价。你们看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进步给自然带来的破坏，环境的污染，以及在向外殖民过程中带来的屠杀甚至对原始部族的灭绝，这些都已经载入历史。但资本主义的诞生，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发展的。当然，现在面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是发展的代价积累到人类和自然难以承受的临界点。
中国社会发展也面临着处理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国是后发展国家，这个问题更加严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以六十多年的时间把中国从一穷二白建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发展更为迅速。中国以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几百年的历程。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成就。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几乎在同一过程相伴而行。发展迅速，因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代价也更为明显。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混乱的市场经济逐步规范化、秩序化，食品的安全问题，环境的治理问题，贪污腐败的防范问题，以及法律和制度的建设，都是经过较长时间才缓慢地逐步完善的。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社会公德意识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可是至今问题仍然不少。旧的问题得到缓解，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资本主义制度决定它不可能真正解决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带来不少前所未有的问题。
中国既要用很短的时间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方面，以最快的速度超越西方，又要在短时间内避免西方用几百年时间逐步消化和调整的矛盾，这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高速发展可能带来高代价。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一个大考验。我们不可能因为出现问题而停止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又不能因为发展而漠视问题。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是一种新的发展思路，是尽可能减少发展的代价的正确发展路线。我们要发展，就是要科学发展。
中国社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矛盾，表现在诸多方面。人与自然的矛盾，即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河流污染、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高度注意，党中央已经采取种种措施改善生态，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我认为生态环境修复相对容易，因为只要节能环保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利用，就可能使环境的破坏得到有效治理。
我认为最突出的代价是人的代价，其表现为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矛盾。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物质产品的成倍增长，几十倍的增长，与人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的滑坡并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道德、信仰等方面的重建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但幸福感、安全感、快乐感、人际关系的亲近感反而下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精神建设、物质建设、科技发展各有自己的特点。物质产品的增速会因为引进先进的科技而得到很快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国家经济的投入，如果国家有充足的经费投入也能比较快的发展。可人的精神和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绝非快速能完成的。可以有速成的英语教学，或者其他什么研究之类，但绝不会有道德速成班、人的素质速成班。可以有培养人的礼仪（无论是国际的或国内的）的速成班；也可以有各种交谊舞甚至最潮的流行舞蹈的速成班，这是技能，可以速成。可人的内在素质，即人的文化、道德、信仰、价值的培养绝不可能有速成班；尤其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需要长期教育和培养。历史证明，农业歉收可以期待来年；GDP下降趋势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扭转。道德滑坡、年轻一代的信仰危机、价值观念混乱，不可能像工业与农业生产滑坡那样得到迅速扭转，这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这需要的是综合性的治理，单纯的说教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动时期，理论家们称之为社会转型期。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由单一公有制经济转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农民离开土地变为农民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这种急剧转化不少人不适应。曾经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一代人，不一定适应市场经济下的人际关系，更不会迅速适应以货币作为衡量标准的生活态度，因而一些人会有九斤老太的思想和怨言；在市场经济下成长的新一代，因为缺乏正确的观念会迅速膨胀对金钱和物质的无限追求，在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的拜金主义，似乎难以避免。当农民没有卷入市场经济之前，似乎是那样纯朴、老实；可当卷入市场经济之后，也会玩弄一些欺骗的小手段。一切都在变，变得与在自己原来的处境下形成的思想不适应。或者是保持原来的思想，从而格格不入；或者利用大变动时期法律和道德的滞后，狠狠捞一把。发财欲望的迅速膨胀催生了众多的贪官和腐败分子，也毒化了社会。
观念是由现实决定的。但观念不仅应该消极地肯定现实，包容现实，而且应该具有理想性。真正的转变观念，不能理解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能认为市场经济下的观念，应该是人人具有工于计算、铢两必较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精神。当市场观念成为主导和处理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原则，当人们把自己的良心、人格、婚姻都变为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东西的时候，伦理法则就变为了丛林法则，这个社会肯定是冷酷无情不宜人居的社会。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倡导和实践，就是要解决市场经济下这个两难问题，既要搞市场经济，又要防止市场观念无限泛化，防止它无孔不入，侵入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这是个艰巨的任务。GDP或其他生产指标的统计可以量化，而思想、道德、信仰、价值观念则难以量化。虽然我们有种种问卷，但真实性却是值得怀疑的。内心深处的思想最喜欢隐藏自己。当然，道德的不可计算和量化，并非道德不可知。它就表现在社会风尚中，表现在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事件中。一个不用防盗门的社会的社会秩序，肯定比家家变成堡垒的社会的社会秩序令人安心；人们相互信任比相互提防的道德风尚好；发生事故有路人出手相助，比扬长而去冷漠相待好。同居一层却老死不相往来、从不问名通姓，肯定会让人向往“隔篱呼取尽余杯”的生活。一个社会的社会思潮走向、每个人的理想追求、各种社会案件的发生率、人际关系的亲密度等，就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测量器。它们虽然不如经济指标那样可以数字化，但人人可以感受。我们党非常重视核心价值的建设，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理论工作。我希望能像重视生态环境那样重视思想生态、文化生态。这样，我们为社会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就会最小，成就就会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