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0日）
一、提高企业素质，关键是提高人的素质
就企业来讲，企业的管理与效益，说到底是人的管理和人的素质问题。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提高企业素质，根本的问题是提高人的政治、文化技术、经营管理素质。企业间的竞争是产品的竞争，而产品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在这一点上，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老板们也一改过去重物不重人的旧习，开始强调人的作用。1979年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时，那里的企业家们还不甚重视强调人的作用。1986年我再次去美国时，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论在企业，还是科研机构，开始向你介绍他们是如何发挥人的作用的。美国著名企业家艾柯卡的名言是：“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能够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管理人员如果不能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让其另谋职业。”日本综合教育研究所所长镰田胜最近提出：“日元升值后，日本的企业应当加强应变措施，核心是全力开发人的潜在能力。调动人的积极性是当前日本企业经营的最高战略。”一些日本企业，十分注重培养人，十分注重调动人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积极性。它们强调不断提高工人的素质。
现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对于企业管理的传统观点已发生很大变化。我国的企业管理，也从传统管理、经验管理发展到现代管理，所以人的素质必须大大提高。我们提出的企业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组织、现代化方法和手段等，最终取决于人的素质现代化。就企业目前现状看，职工素质都偏低，这对我国企业现代化建设影响极大，其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低。据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分析，工业劳动生产率，1980年全世界平均值是19500美元（按总产值计算），其中，美国53250美元，联邦德国42525美元，日本36975美元，苏联24250美元，中国则为6300美元。按1980年价格计算，我国与世界平均数相差2倍，与工业发达国家比相差4～8倍。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在于能否形成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所以，培训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据一位教授预测，在未来20年内，如果我国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受教育水平由1980年的平均8年左右提高到11年左右，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就可达到47000亿元。这位教授讲，经济的振兴有赖于教育的崛起。这话讲得好。
二、提高职工素质，培养一代新人，作为一项经济发展战略，应从小学抓起
诸如劳动教育、理想教育、人生观教育都要从小学抓起。“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精神也要从小学抓起，从劳动后备军抓起。现在我国学龄儿童实际入学率太低，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入学率的下降使人担心。不能在我们手中又造成一批文盲。现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对教育的投入还多一些，发达地区对教育的投入反而少了，应引起重视。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事，是长期才能见效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把道理讲清楚，同时国家也应对教育立法，作为乡和乡以上政府干部的任期目标责任制。我国的教育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比较，也有需要改革之处。例如国家包下大学教育，中、小学教师待遇低等问题，在政策上要作些调整，要进一步改革。
三、关于职业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抓了这件事的，但十年“文革”期间遭到极大破坏，导致职业教育明显落后。我们访问联邦德国时，发现他们非常重视职业教育，早在俾斯麦时代就形成了一套立国之本的教育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联邦德国战后工业高速发展的关键也正是有一批合格的人才。我们的企业引进一些新设备、新技术，但往往事故多，查其原因，许多是由于职工对新设备、新技术不了解，没有经过培训、没有掌握本岗位的技能就上岗。这几年我们的职业教育有所发展，但比例还很小。目前各类职业技术高中在校生（包括技工学校）500多万人，占高中在校生总数的40%，比一些发达国家低。例如联邦德国职业高中人数是普通高中在校生的2倍。他们说，职业教育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柱石，是一个民族能否存在的基础。工业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赋予如此头等重要的地位，其意义是什么，值得深思！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十年“文革”浩劫对教育的破坏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花了六年的时间对3000多万名青年职工进行“双补”（即初中文化和初等技术补课）。但近几年进厂的青年职工技能仍很差。目前大专毕业生与中专、中技、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比例仍然偏低。据统计，1982年是1：2，1987年是1：3.同时，我们培训在职职工的能力也较低。据资料记载，联邦德国有2000多万名职工，每年培训徒工155万人，我们有9000多万名职工，每年培训徒工只有158万人。除此之外，教育体制的改革要与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配套进行。实践证明，用人制度和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能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在教育制度改革中应明确，职前教育由社会负责，在职职工再教育由企业负责。
四、关于培养专才与通才
大家知道，我国企业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从长期看，需要增加投入，促进技术进步。从近期看，必须加强管理，把企业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现在大家都重视管理，出现了一点管理热。目前，管理院校已有93所，问题是缺乏教师队伍，也有个办学指导思想问题。我们应当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我国企业管理落后的现状是历史造成的。1982年进行企业整顿，搞了整四年，但企业调整后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技术型的，仍然是大量的硬专家在那里负责，软专家还很少。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企业要配备“三师”，即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到目前为止，总工程师基本配备齐了，总会计师只是少数企业有，而总经济师基本没有。这种状况是长期以来教育结构不合理造成的。1987年高校在校生196万人，其中财经类18万人，占9.2%；农林类11.2万人，占5.7%；理医类111.7万人，占57%。这种教育结构说明了我们多年来的一个指导思想：忽视了管理人才的培养，在专业设置上比例失调。当然，这里有个历史原因，记得50年代初期，我们在与苏联商定“一五”期间156项工程的时候，当时仅设计人员就需要3万人。院系调整就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的。那次院系调整为建国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及时地输送了技术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对长远估计不足，也没有经验。当时，李四光同志就主张要注重培养通才，可是我们注意不够，30年来培养的财经大学毕业生总数还不够一个企业分一个的。
文科生的培养必须和实践相结合。现在提出读研究生的50%从实践中来。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应当100%从实践中来。“文革”中上山下乡进过工厂的人，进校后学习成绩普遍很好，毕业后也能很快胜任工作，处理问题、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道理很简单，他们有实践经验。为弥补由于教育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某些专业人才奇缺，一些院校搞了一些“双学位制”，学工科的学生毕业后再学管理，这样造就人才也比较快，年纪大的、脱产有困难的采取在职学习，年轻的可以脱产，哪儿来哪儿去。
学校要与企业挂钩，不论是高校、中专还是职业高中，都要与企业直接挂钩，使学生熟悉企业，企业同时也熟悉要选择的对象。企业为学校提供实习条件，学校为企业提供服务，包括为企业办培训班，搞一些咨询和可行性论证工作等。
总之，希望通过教育体制改革，能够把改革目标更加明确，政策进一步理顺，教育结构进一步调整，进一步提高教与学以及办学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人们受教育的水平，使社会和企业都能得到文化、技术、政治素质较高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