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国学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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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国学之经典(5)

中国自古有批判的传统,六经之外没有一部书能逃避诟病,无论是怎样优秀的书。《史记》当然也不能幸免。历来批评司马迁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公认比较中肯的是班固的批评:采经摭(zh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漏;或有牴牾,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此其蔽也。(《汉书·自序》)

其他批评司马迁《史记》的话更刻薄,如“谤书”、“舛误附会”、“自相歧互”、“纪传未备”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国学并非一潭死水,那种认为国学无争论的说法可以休矣。

19 《庄子》

《庄子》具有两方面价值,一方面是哲学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是文学审美价值。其伦理学价值微乎其微,其自由、平等思想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尽管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推崇庄子的自由观。

庄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由三个理论组成:

其一:自然最崇高,人不能去改变它,只能遵从它的规律(道),用直觉的方式去认识它。后人将庄子的这一思想称作“意会论”。

其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后人称其为精神胜利法。

其三:安时顺命就无所追求了吗?非也,庄子追求绝对的自由——逍遥游。听起来逍遥游很爽,令人向往,实际上是矛盾的。庄子说过“天地虽大,其化均也”,意思是天地纵然大得无边际,但天道从不厚此薄彼,既然“天均”,作逍遥游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的价值不取决于其精神寄托于远处或近处,而取决于对自己处境了解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

《庄子》的文学审美价值与其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庄子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三个特征:第一是穷,第二是不仕,第三是永远快乐。庄子终生不仕的故事很多。比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过这样事情:楚威王曾慕名遣使者携带礼物请庄周做楚国宰相。庄周说:“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许多人用庄子的“不仕”否定儒家的“仕”是非常不恰当的。

20 《楚辞》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的又一部伟大诗集,收集了十来位诗人的六十七首诗,其中屈原二十五首、宋玉两首、景差一首、作者不详两首、东方朔八首、王忌一首、王褒十首、刘向九首、王逸九首。

《楚辞》入四部之集部。后人称这些诗为骚体诗,以与《诗经》的古体诗相区别。《楚辞》虽不是经书,价值却并不比《诗经》小,与《诗经》、《庄子》一起并称中国古典文学三大营养库。特别是屈原的诗对后世影响甚大。

21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提出许多极有意义的命题,如离俗、高义、上德、上农、务本、贵当、审时、贵信、知化、悔过、劝学、尊师、慎行、谨听、贵直、有度……其中上农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尤大。《吕氏春秋·上农》:“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徙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由于该书由许多人合写,包括了各学派的风格,读起来引人入胜。

22 《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儒家的一部重要著作,虽然未进入十三经,但其作用却不容小觑。董仲舒以治学刻苦著称,为写《春秋繁露》“三年不窥园”。《春秋繁露》一书糟粕不少,比如试图神话孔子,将大量迷信糅入孔子学说。即使如此,对《春秋繁露》仍不能低估,因为这部书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1) 指出秦始皇之所以迅速覆灭是因为行申不害、商鞅、韩非之法,“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一针见血地宣告用法制这一招治国是行不通的。这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提出的天人感应中有合理的因素,那就是“人副天数”、“同类相动”。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告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虽然后世多有批评天人感应的,直至龚自珍仍不放过,予以痛斥,然而董仲舒道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理念,“君权神授,君权神夺”就是从天人感应派生出来的。董仲舒将这个紧箍紧紧地系在君主的头上。如果摆脱人们惯常的习惯,用直觉的方法考察,天人感应是成立的。绝大多数昏君、暴君都受到过天人感应的惩罚,比较有名的是元顺帝与崇祯皇帝。

元顺帝昏庸无道,奢靡无度,不理朝政,偏信佞臣,导致天怒人怨,旱灾、水灾、地震、血雨、陨石雨等奇异天象频出,终于官逼民反,造就出一支新生政治力量——红巾军。

比起元顺帝来,崇祯皇帝更具有戏剧性。崇祯即位之前,天佑大明,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而,自从朱由检即位,定年号崇祯以后,老天开始发脾气,先是小灾,继而大灾。袁崇焕冤死之后,年景一年不如一年,旱灾、水灾交替,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蝗灾,造成许多地方颗粒无收,百姓揭竿而起,对朝廷形成巨大威胁。出于无奈,崇祯皇帝这才命工部尚书范景文起草罪己诏。可是为时已晚,百姓没有认可这个罪己诏书,大明终于被李自成消灭。

事实雄辩地证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尽管从这个理论中找不出一丝科学道理。

(3) 这部书赋予天以人格:“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原因是天能生养万物,这是最大的德行。

(4) 这部书提出了“阳尊阴卑”的理论,传承了《易经》的阴阳观,使这个观念贯彻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司马迁的“汉兴,唯董生明于《春秋》”之说不失为确论。

23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书目,为东汉班固所撰《汉书》一百卷中之卷三十中“十志”之一。《汉志》著录先秦至西汉末图书596家、13269卷,分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汉书·艺文志》把诸子分为十家十家包括一儒家,二道家,三阴阳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纵横家,八杂家,九农家,十小说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24 《淮南子》

《淮南子》为西汉刘安组织门客编写的一部很有价值的杂书。《淮南子》中对法的理解比荀子更进一步:“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

刘安编撰《淮南子》的目的之一是反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然而客观上,《淮南子》在弘扬国学天人观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刘安与董促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淮南子》中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不知是谁影响了谁。

25 《孝经》

《孝经》成书的时间早于《吕氏春秋》而稍晚于《荀子》。《孝经》的作者无从考据,即使考据出来意义也不大,因为《孝敬》是一部普及性的书,其价值不在于新鲜的观点或深刻的义理,而在于它写得深入浅出,适合作儿童的启蒙读物。有人诟病《孝经》“以孝劝忠”,是因为这些人对“忠”的概念没有搞清楚的缘故。“忠”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维护皇权的一种奴性。从字形看,“忠”是心中有“中”,中是中正,中的概念来自于北极星(北辰),北极星居中,群星拱卫之。如同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中国君主制中的君主犹如北辰,众臣犹如众星,“众星共(拱)之”是最和谐的一种状态,众星不拱卫北辰说明出现乱象,地球就要遭殃了。当然儒家的政治伦理也不是没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由此观之,“以孝劝忠”乃是国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精华而非糟粕。

26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由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约58—约147)所著,是中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开创了“以形说义”的全新训诂学手段。

中国古代有三部重要的汉字工具书:

解释字形之书——《说文解字》;

训诂字意之书——《尔雅》;

考证音韵之书——《音韵学》。

其中《说文解字》最重要,与国学主旨的关系最紧密。

《说文解字》收入正文9353字,重文1163字,合计为10516字,全书解说用字133441字,首创540个部首编排法。《说文解字》自东汉问世以来,一直为历代语言文字研究者所推崇,为后代研究文字的重要依据,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第一部文字大典,这部大典标志着汉字进入了高级的稳定阶段。经过清代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更臻完善,卢文弨是这样评价段玉裁注本的:“自《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说文解字读叙》)许慎最大的功绩是确立了汉字的正义,将汉字之真颜公布于世,使国学有了牢不可破的根基。试举三例:

“一”: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丨,物出形也。凡土质属皆从土。

汉字有无限多的解法,正解却只有一个,不能说《说文解字》全部是正解,但可以说《说文解字》把汉字引向了正解。

27 《齐民要术》

贾思勰极为赞赏《管子》中的“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等观点,推崇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和商鞅的“急耕战之赏”,认为这是富国安民的根本大计。他也完全赞同晁错的贵粟理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并引用了刘陶、陈思王(曹植)等人“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食”的言论,认为这是“诚哉言乎”之论。

贾思勰把农产品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象征,还引用《史记·货殖列传》中宣曲任氏趁秦末战乱之际,“豪杰者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拒荥阳,民不得耕,米石至数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的材料来佐证其财富观。

贾思勰是一个关心商业的重农主义者。农业经济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商品粮产区已在中国某些地区形成,“荆扬二州”,“一岁或稔,则数郡而忘饥”(《宋书·孔季恭传》);粮食流通,“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这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已经为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开辟了道路,也为贾思勰独特的农本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武帝以前的重农主义者,大都主张排斥商业经济以发展农业生产,唯司马迁等人,提倡在极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以求商业经济的活跃。

“勤则不匮”是贾思勰农业思想的又一个方面。在贾思勰看来,农业是提供社会财富的主要部门,而农业所提供的一切社会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在《自序》中,他引用《仲长子》的话说:“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又引用《谯子》的话说:“朝发而夕异宿,勤则菜盈倾筐。且苟无羽毛,不织不衣;不能茹草饮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因此,他非常赞同“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力能胜贫,谨能胜祸”的观点,明确提出:“勤力可以不贫,谨身可以避祸。”这清楚地表明了贾思勰对劳动的重视程度,说明他已具有了朦胧的“劳动为财富之源”的观念。

贾思勰所说的“谨”,主要是指节俭和精打细算。他在《自序》中引用《管子》的话说:“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二里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也。”为此,贾思勰强调“用之以节”。他注意到,用之无节会对民生带来严重的影响。他强调饮食饱则思饥,暖而思寒,要注重半年蓄积,注重节俭,这就为《齐民要术》正文中有关各种“资生之业”的利益比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贾思勰所谈到的“力”,主要是指劳动者所付出的体力劳动,而“功”则指各种农业生产活动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为取得最佳经济效益,贾思勰从农业经营“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总原则出发,主张“多恶不如少善”提倡走小面积集约种植的道路。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其精髓即在于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集约经营,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已进入了北方旱作农业传统生产技术的定型期,贾思勰所提倡的小面积集约种植方式,正是这种技术走向定型的一种反映。

农业技术成就方面:抗旱保墒技术、绿肥轮作技术、种子保纯技术、果树嫁接技术、坐果技术、相畜术,关于“筋马”和“肉马”的相法,关于马匹优劣的鉴定,关于马匹鉴定的重要部位,关于马体外形与内部器官关系的鉴定方法,关于马驴杂交的记载、仔猪掐尾和索笼蒸猪技术、肥育技术、果蔬保鲜技术、腌渍技术、酿造技术、烹饪技术等。

28 《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是中国第一部诗文汇编,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主编。原三十卷。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选文标准极其严苛,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者方可入选。全书共六十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移、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三十八类。在艺术形式上,尤重骈俪、华藻,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选入较多,而文风朴实的作品如陶渊明的作品选入得较少。

魏、晋到齐、梁,是文学形式趋于定型与成熟的时期,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往。对文学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给予文学以较高的地位。由于作品越来越多,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于是文学的集子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载,晋至隋,总集共有249部5224卷文集刻印,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

29 《西铭》

严格地说,《西铭》是文章,不是书,然而将其作为书也未尝不可。《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张载将其录于学堂双牖的右侧,题为《订顽》,后程颐将《订顽》改为《西铭》。虽然《西铭》集成古代圣贤思想的精华,具有编撰性质,但编撰得如此之好,也非常人所能。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的本性来自于天,人性完整地体现了天性;通过教化人能够体悟自己的本性,从而发挥、完善天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穷理尽形以至于命”。

按照张载所说,人类的任务就是“参天地、赞化育、兼爱万类、成就众生”,就是造一个以天地为主导的大生态系统。到张载这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彻底完成了。在这一点上,对其价值怎样评价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