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国学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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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传统与文化(4)

中国古人极其重视三与六这两个数字。“三”——天、地、人——概括了一切存在着的或想象到的。“兼三才而两之,故六”(《易经·系辞下》),六爻就是三才之道。中国人的农业理论与农业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所以《吕氏春秋·审时》对此加以总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样就把天、地、人三才在农事中的地位与作用说得一清二楚。至魏晋南北朝,农学家贾思勰在其不朽名著《齐民要术》的《种谷》一节中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返道就是改变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天、地、人三才中,人处于服从地位,但不是简单的服从,而是具有主动性的服从,即人能够发挥能动性,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时,适应地利。至南宋,陈旉在《陈旉农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三才理论,提出了“耕稼盗天地之时利”的命题,种植农作物可以“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涉及间作、套作、轮作等复杂的农业技术,这些技术至今仍不失其价值。

(乙)风土论

风土是土地、山川、风俗、气候、地理、当地人文的总称,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包括人文在内的大地理。风土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指人或动植物对土地与环境相适应的规律与禁忌;其二指关于生物适应环境的理论或常识。中国古代风土论主要指后者。

中国风土论最早的理论概括见于《周礼·考工记》:“橘逾淮北而为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物种是受到地理条件限制的,一般来说,这个限制条件很难突破。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史揭示,这种限制是可以被突破的。于是有人攻讦中国的风土说,认为它“不科学”,甚至有人将它视为“保守”、“不思进取”。突破之后的“利”容易被察觉,其“弊”往往有极强的隐蔽性,需很久之后才会体察出来。

(丙)肥力说

中国古人将土地肥力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自然形成且难以更改的“肥硗”(肥沃与贫瘠),其二指通过人工干预(如施肥)改变土地肥力。关于前者,管子说:“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管子·立政》)、“高下肥硗,物有所宜”(《管子·宙合》)。管子的意思是农家应该根据土地肥沃与贫瘠的情况选择种什么作物,以取得最佳效益。

孟子赞同管子的主张,他说:“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认为有些贫瘠的土地,与其想方设法增加其肥力,不如选择适宜在这种土地生长的作物。所以荀子把孟子的主张说得更具体,他说:“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荀子·儒效》)荀子大胆给予农人以较高评价,这一点对孔子的思想有所突破,同时也对中国的农业发生积极的影响。

《周礼·地官·司徒》记载了古人以“土会之法”决定五种不同地貌所适于种植的作物:第一种地貌山林,适于种植柞木、栗木,同时适于养貂、狐等细毛动物;第二种地貌川泽,适于种植杨树、柳树,同时适于养蛟、鱼等有鳞动物;第三种地貌丘陵,适于种植梅、李等果树,同时适于养野鸡等羽毛类动物;第四种地貌坟衍,适于种植有芒刺的植物,同时适于养龟、鳖等甲壳动物;第五种地貌原隰,适于种植枝叶繁茂的植物,同时适于虎豹等浅毛动物繁衍。

除了自然肥力,还有人为的肥力,即通过施肥等作为增加土地的肥力。最早的关于施肥的文字是甲骨文中的“粪田”。《周礼·地官·司徒》对粪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潟用貆,渤壤用狐,埴垆用豕,强槛用,轻票用犬。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草人负责化治土地的工作,辨别土壤的优劣,测知不同土质适宜生长的农作物,而后进行种植。化治土壤进行施肥的场合,赤色而坚硬的土壤以牛骨的骨汁或骨灰为肥料,浅绛色而又不十分坚硬的土壤以羊骨骨汁或骨灰为肥料,肥沃而柔细的松土以麋骨骨汁或骨灰为肥料,干涸的沼泽地用鹿骨骨汁或骨灰为肥料,盐碱地以貆骨骨汁或骨灰为肥料,沙土地以狐狸骨的骨汁或骨灰为肥料,黑土地以猪骨的骨汁或骨灰为肥料,坚硬成块的土地以麻子为肥料,易散的土地以狗骨的骨汁或骨灰为肥料。

当然,古人施肥是多种多样的,除《周礼》列出的,沤草为肥、沤人粪为肥等也很常见。南宋《陈旉农书》有这样的记载,令今人惊叹: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反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

中国数千年农耕史证明陈旉说的是事实,中国的农业堪称人类可持续生存之典范,难怪列夫·托尔斯泰赞扬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生存之道。

15 记史尊史之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用同一种文字、同一种体裁纪录历史的民族,而且记史是连续的。

中国系统地记史始于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从这一年到隋朝,年年记史,没有一年空缺。从隋朝开始到清末,中国人天天记史,没有一天中断。

“史”最初是一种官职,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出于记史的方便,仓颉创造了草虫文字。我们不能说那是华夏最早的文字华夏文字有若干支,草虫文字是其中一支。,但说仓颉是华夏最早的史官没有问题,至少在新证据出现之前可以这样说。《说文解字》是这样定义“史”字的:“史,记事者也。从又(“又”代表右手——引用者),从中,中,正也。”也就是说,史的职责是中正公平地掌官书以赞治的官员。这种职责有很大风险,很容易掉脑袋,所以需要品德端正的人来担任。然而现实生活中不一定能找出那么多品德端正的谦谦君子,所以中国很早就定下一个规矩:史官与天文官、郎中一样,都必须是世代相袭的,这样就把培养良史的职责给予了家族,比临时在社会中遴选的效果好得多,基本解决了史官的中正公平的问题。董狐、司马迁是良史的杰出代表。

西周时史已经有严格的分工,《周礼·春官》有这样的记载:“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书外令。”至春秋时代,《周礼》关于史官的建制逐渐废弛,诸侯王各自为政,史遂散于民间,这期间最著名的三部史书是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梼杌:读táowù。》、鲁国的《春秋》。

以传述《春秋》为目的的《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为后世的史家所祖。

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加之各国法令、文字、风俗各异,几乎形成记史的真空。好在这个真空被汉武帝时的史官司马迁填补,司马迁的《史记》成为国史纪传体之滥觞。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一般要按照季节顺序写,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史官记载下来的史叫做“春秋”,所以孔子把他编撰的鲁国历史起名为《春秋》。

严格说,中国有记史的优良传统,却几乎没有史学这门学问。史学一词的出现是近代的事情。为什么重视记史的民族却轻视讲史、论史。原因很简单:偏离原史的部分不能称其为史,若完全忠于原史,那是读史而非讲史。不能论史的原因大同小异,可以考证历史,但那算不上“史学”。如果说历史是一门学问,那么这门学问指的是记史,不是论史。凡自认为进行史学研究的都不过是在从事考据学,而考据学的意义并不大。许多国家没有考据学,甚至不准许挖掘古迹。

中国近现代所谓的历史学家无非指以下三种人:

其一,进行史书考据的人;

其二,进行史书编辑整理的人;

其三,疑史派。

疑史派有一点须要注意,历史上对孟子的批判不同于疑故思潮。疑古不是指有理有据的批判,而是指从根本上推翻已经存在的文化人物,根据仅仅是因为所谓的“证据不足”。自古有之:阳欧修怀疑《诗经》并篡改其中诗篇,怀疑《易经·系辞》非孔子所撰,还怀疑《系辞》为孔子所作;苏轼、苏辙兄弟怀疑《周礼》;李觏、司马光、郑厚怀疑《孟子》。

近代以来,怀疑古籍、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之风更是甚嚣尘上:康有为怀疑西汉之后的所有的书;章太炎怀疑大禹治水,认为即使是现在以八年的时间完成那么浩大的工程也是不可能的;《国学概论》。梁启超提倡史学革命,除对二十四史充满怀疑而外,原因之一竟然是因为中国历史“浩如烟海,穷年末殚”!中国历史悠久倒成罪过了!这是梁公一个时期的思想,后来转变了立场,做了大量保护记史传统的事情。胡适说:“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胡适还提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观点:“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久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真像胡适所说,我连胡适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也存疑了。

作为疑古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顾颉刚有三大独特主张:其一是宣称要“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其二是断定尧舜禹为“伪史”顾颉刚的“伪史”说出笼之后,王国维回击:“疑故之过,乃并尧、舜、禹人物而亦疑之。”,其三便是毫无根据的“古代历史层累”“层累说”,用顾颉刚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说。

傅斯年干脆怀疑一切没有出土实物作证(他谓之科学证据)的史料,几乎等于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历史,只有几具僵尸与一些破铜烂铁、陶瓷瓦罐。

疑古派们知道,在中国史官不是随便能当的,是世袭的,而且选拔极严格,对德的要求更甚于才。司马迁之可贵首先在于其严谨的治史态度。他的史料来自于(1)书籍,(2)档案,(3)见闻,(4)游历采访。近百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如商代世次)基本都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吻合,这对疑古派来说无异当头一棒。

16 尊师重教之传统

中国古代的教育和教化是合一的,可以说教育是教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教化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而育之与教而化之是高度统一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在对自然无限信仰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天地君亲师”的排位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所以从不以自然为征服对象,对自然进行掠夺与榨取(虽然中国人为此而承担科学技术落后的骂名)。

中国古人重视教育举世无双。就学校而论,周朝按照地域设置了四个层次的学校:家(二十五户为一家)有塾,党(五百家为一党)有痒,遂(“遂”亦称“术”,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遂)有序,国有学。

层层推进,由低至高,形成塾、痒、序、(国)学的金字塔形学校结构,这一结构保持到20世纪初叶。评价这种学校结构与体制并不是件轻松的工作,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以为以下四个问题应引起注意:

(1) 入学率与教育普及程度

中国国立学校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不存在本质区别。的设置很完备,但入学率并不算高。明朝中期,日本的入学率为97%,中国却不到20%,差距相当大。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学校奉行质量第一的方针。

在学制上,分为七年制与九年制两种,七年结业为“小成”,九年结业为“大成”。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考察。

可见,中国的学校不仅学文化知识,更要学为人处世,学生达到100%合格是很难的,所以入学数量有限。

虽然中国学校的入学率一直不高,教育普及程度却很高。这是因为教化的氛围充满家庭与社会,随时都能受教育。

(2) 教育目的

就主要目的而论,中国教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不是为被教育者掌握知识或技能的。用现代词语表述,中国传统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教育的目的是削弱学生的小聪明(个人主义),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天人观、师道观、孝道,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文化主课——识字断句(古人称之为小学)是刚入学时的初级课程。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学校是完善人格与树立道德意识的场所,顺便学习一些基础文化知识。

(3) 教育方法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可以概括为因人施教、教法自然、培养通才:

① 因人施教

有的学生入学为了做官,对于这样的学生,入学之后先学习官职方面的知识;入学为了做士的,先教给他们士的志向。课程设置因人而异。

教育学生做人采用防患于未然的方法,在某个学生刚刚产生不正当欲望或想法时及时加以制止,选择适于他的课程予以教授。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问他:“听到一个好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回答说:“不要马上实行,应该问一问经验丰富的人,确认之后再实行。”后来学生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却有不同的回答,孔子说:“应该马上实行。”有人不理解,问孔子为什么有不同的回答。孔子说:“冉有胆小,遇到事情总是退缩,所以我提醒他做事要果断。子路有些鲁莽,做事有些草率,所以我劝他多想多问,然后再实行。”

胎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至少在晋朝,皇宫里已经普遍实行胎教。嫔妃怀孕三个月就迁居至清静的地方,让胎儿眼不见邪恶之事,耳不闻胡言乱语,嫔妃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礼仪的节制。皇子出生之后,要在襁褓中听太师(太保)讲孝仁礼义的道理,直至学龄,教育重心才移至学校。百姓普遍效法,尽管受条件所限。

② 教法自然之传统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孔子提出“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大传·系辞下》),意思是人的思想感情、思想认识取自于自然,这是人类丰富精神世界的唯一途径。人类观察天象时要安静,教法自然的教育方法就本着这个原则,要求年幼的学生听讲时要安静,不要提问题,如果有行不通的,慢慢思考,争取自己解决问题。中国的传统教育坚决反对为开发智力而办“天才班”,反对拔苗助长。

③ 培养通才

通才很难定义,举例说明之。纪晓岚就是个通才,他能把学到的知识融汇贯通,灵活运用。他当侍读学士之后整天陪伴乾隆皇帝。有一次纪晓岚随乾隆出行,乾隆看见一个菜篮子,指着它说:“这是何物?”

纪晓岚回答:“竹篮子”

乾隆问:“篮子何用?”

纪晓岚回答:“装东西。”

乾隆问:“为什么不装南北?”

纪晓岚不慌不忙地回答:“按照五行,东方属于甲乙木,西方属于庚辛金。金和木都能装入竹篮,所以叫东西。而南方属于丙丁火,北方属于壬癸水,都不能装到竹篮里。自然也就不叫南北了。”乾隆也不得不对纪晓岚的博识与机敏大加赞扬。

(4) 教育效率

中国传统教育的效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一点不仅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即使中国人也往往半信半疑。举例说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还是用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事实加以说明更令人信服:现在,中国人读十六年书之后普遍仍然写不好文章,古代取得“小成”(七年)成绩的几乎100%能写出通顺达意的文章。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全方位的,学校只是众多教育环节中的一个,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家庭(岳母刺字)、邻里(“里仁为美”)、行路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都是教育的环节,甚至一人独处也可以把独处作为教育的一个环节(“慎独”与“三省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