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国学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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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国学之命运(1)

一、 清季民初的国学之乱象

清季民初中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可分为三种:

1 全盘否定派

持全盘否定论者,其代表人物有:

(1) 胡适

胡适(1891—1962)对国学的危害一是疑古,二是“白话文运动”,三是支持吴虞“打倒孔家店”。

胡适把国学归入历史范畴,强调要把一切古书都当作历史来读。研究国学的原则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总之,所有过去积淀下来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当然胡适也没有否定一切旧事物,他的《中国白话文学史》洋洋数十万言,证明了国粹确实存在,那就是白话文学。胡适居然说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是王梵志,让人捧腹。胡适得知吴虞喊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兴奋地称吴虞为“老英雄”。胡适与陈独秀一起导演的文学革命闹剧,恶劣影响至今未泯。

(2) 何炳松

何炳松(1890—1946)对国学的危害主要是否定“国学”的存在何炳松反对国学,却热衷于整理国故。其实,他也应该否定“国故”,因为德国、美国都没有国故的。。

他在《论所谓国学》一文中否定存在国学,理由是世界上不存在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日本学,为什么偏偏中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岂有此理?

这还气不得,上天偏爱华夏,让华人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学”,国人称其为“国学”名至实归。德、法、美诸国没有自己的国学,是因为他们偏重科学,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何先生在该文的结尾号召“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八十年过去了,国学在世界的影响力反而越来越大,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

(3) 蒋方震(蒋百里)

蒋方震(1882—1938)喜欢用“国魂”一词表达国学之意。在他看来,所谓国魂就是“本之于特性,养之于历史”的习惯。他说:“中国之恶习惯,殆与吾之所谓国魂类。彼亦养之于历史,彼亦根治于特性,彼更有无数恶魔尽力以为天下倡。是故习惯不去,国魂不来。”他还说中国的“习惯神圣时代”类似于欧洲的“黑暗时代”。以上言论均引自蒋百里:《国魂篇》,载《浙江潮》第1期。

(4) 毛子水

毛子水(1893—1988)于1918年发表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引起过一场争论。他的主要观点是国故(国学)不合法,他说:研究学术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我们现在要研究学术,便应当从研究现代的科学入手……(国故)不能算得合法的学术——只可以算作未成形的科学。《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卷5号。

毛子水的言论受到以张煊为代表的反对者严厉的批判。张煊以造纸为例,说国学西学都是造纸的原料,合在一起可以造出好纸。张煊的改造国粹被胡适等人发展为“整理国故”,但由于胡适学养不足,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毛子水是这样批判张煊“将来世界之文明必为二者(国学与西学——引用者)配合而产生”观点的:将来世界的文明,不能骤然完全除去东洋文明的痕迹,是可以瞎猜的。若说中国古代的文明能够有什么大影响将来的世界文明,我实在不敢妄忖。一个民族的文明,必定要适应那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方能生存。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适应现在中国民族的生活的?有什么东西能够适应将来世界人类生活的?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我可以明确回答毛子水先生的诘问:西方科学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将来的世界,只有中国的天人合一、体天格物能够救世界,救人类,能保证人类能够更久远地生活在地球上。

(5) 钱玄同

钱玄同(1887—1939)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主要观点有两个,一个是汉字拉丁化,另一个是国学无用论。关于后者,他有如下一段议论:我确信现在一般人所谓“西方文化”、所谓“西洋学问”的便是全世界人类的文化的学问;这文化、这学问,和我们活人的生活极有关系。因此,我以为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子)应该研究的学问便是现代世界的科学、哲学、文学(科学尤为重要)。《林语堂〈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附记》,载《晨报副刊》1923年9月12日。

这就是变相的全盘西化论,其实质是取缔华夏文化,让中国人变为西洋“文明”人的附庸。

(6) 鲁迅

鲁迅(1881—1936)是伟大的作家,但他对国学持全盘否定态度,提出礼教吃人、读外国书、破旧立新、消灭汉字等激进主张,其负面的影响不可小觑。

(7) 郑振铎

郑振铎(1989—1958)为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的是机关枪、飞机,不是百千万的“国士”、“勇士”;我们要的是千百个科学家、专门研究者,不是几万万个的“国学大家”;我们要的是能拯救国民的贫乏与愚呆的人,不是狂热的盲目爱国者;总之要的是科学,是步武西方,以建设新的中国,却不是什么“国学”、“国医”、“国技”。《论所谓国学序》。

(8) 蔡尚思

蔡尚思(1905—2008)的《中国礼教思想史》对中国的礼教进行全面否定,信者如云,负面影响极大。其批判的核心是夫唱妇随的家庭伦理,现在,家庭中男女失和已是普遍现象,这是证明其说皆为谬论的最好证据。

(9) 吴稚晖

吴稚晖下面一段言论最具代表性: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中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箴洋八股之理学》,收入《科学与人生观》,汪孟邹编,张利民整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似乎弘扬国学就会与机关枪失之交臂,不知道这是哪一家的逻辑?

吴稚晖主张废除汉字的原因居然是“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文化虚无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

(10) 吴文祺

吴文祺(1901—1991)名气不算大,但他对国故学(即现在人们常说的国学)的定义却有广泛与持续的影响,至今仍有很多人这样给国学定义:

国故学是超乎文学、哲学……之外的一种科学,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所必备的常识。整理国故这种学问,就叫做国故学。

吴文祺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到,国故学的内容包括考据学、文字学、校勘学。吴文祺继承了胡适的衣钵,把国学引向实证主义的死胡同,等于在变相消灭国学。现在,国学仅存的一点余绪,基本就是胡适、吴文祺所说的那些考证工夫。

(11) 顾颉刚、伍启元

清季民初有一种奇谈怪论——为批判国学有必要好好研究国学。用伍启元的话来说:“要提倡新文化,就不能不对旧文化有所认识;要打倒旧文化,更应先明白旧文化为什么要被打倒。所以新文化运动者就不惜用他们的时光,用他们的智力,用他们的新方法,向故纸堆中去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9页。

事实上,戴着有色眼镜钻进故纸堆,结果是不可能客观公正的。胡适在整理国故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但却根本抓不住精髓,超不出实证主义的局限。其余抱着消灭国故目的钻故纸堆的人也都没有钻出什么名堂。

2 全力保守派

全力保守一派,其代表人物有:

(1)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对清季民初的出版热、杂志热保持极其清醒的头脑: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论近年之学术界》,载《静庵文集》第5册,第94页。剽窃灭裂而已。

王国维竭力为“学”正名,为国学正名,严正地告诉世人:学术是不分新旧的,只有好坏、有用无用之分。

(2)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对中国学问有许多极好的论述,比如:中国的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汁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汁绞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

所谓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会实况都是极重要的。但书籍为保存过去原料之一种宝库,且可以为现在实测各方面之引线。就这点看来,我们对于书籍之浩瀚,应该喜欢它,不应该厌恶它。因为我们的事业比方要开工厂,原料的供给,自然是越丰富越好。

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它作为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大有功用……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治国学杂话》,载《晨报副刊》1923年6月18日。

梁公在给学生作报告时总是不忘教导他们爱国、爱传统,每次讲话都感人至深。

(3)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在其众多论述中,以不类远西方为荣最为鲜明有力。章先生说:“通达之国,中国、印度、希腊皆能自恢彉者也。其余因旧而益短拙,故走他国而求仪刑……中国、印度自理其业,今虽衰,犹自恢彉。”《原学》,载《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

将章公的话比照今日的崇洋媚外者,仍然十分恰当。

(4) 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五四运动时期任保守刊物《甲寅》杂志主编,是为数不多的坚守国学阵地的学人之一。一生写文章用文言,反对胡适倡导的极端白话文运动,并曾与胡适笔战。

(5) 梅光迪

梅光迪(1890—1945)认为当代没有真正的学者,话虽然尖刻,却道出了事实。他不言而实行,积极办文言文刊物《学衡》,试图力挽狂澜。虽然未果,其人已经名留史册。

(6) 严复

严复(1854—1921)对国学之前途充满忧虑,坚决反对以新的文科覆盖旧学,主张保持旧学(文的部分)的完整性。他在1912年说过这样的话: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和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与熊纯如书》,载严复著,王栻主编:《严复集》卷3,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5页。

“和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的预言今天已经完全成为现实。然而,这等悲怆的预言,还是越少越好。

(7) 孙德谦

孙德谦(1873—1935)感慨今人不知国学为何物,在其代表作《评今之治国学者》,痛斥把国学等同于考据学的时弊,批判了把汉镜晋砖视为国宝而对真正国宝熟视无睹的现象。呼吁中国出现“深于国学者”。不幸被孙先生说中,看今日之中国,瓷器字画堂而皇之地成为传统标志,而诗词歌赋、道德文章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8) 薛祥绥

薛祥绥(1894—1940)欲救道德于沦丧。1919年1月26日他联合北京大学一些教授成立《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总编辑是刘师培、黄侃。继而成立“国故社”,扯起“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之旗帜。面对这一情势,在胡适等人支持下北大组建“新潮社”,与“国故杜”与之对着干,提出“整理国故”口号,扬言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这样,就国故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薛祥绥隐约发觉正是科学导致了道德的衰败,他疾呼:晚近讲学者,徒志乎富强之说,竞求技术;以艺为本,以道为末。是以道德毁堕,廉耻道丧,人体兽行,无所忌惮;举国人而陷之,举国土而鬻之。且欣欣然以自豪也。《讲学救时议》,载《国故》第3期,第1页。

正因为有梁启超、黄侃、薛祥绥、林纾、吴宓、梅光迪等一批爱国志士,胡适等憎恨国学的人才不得不收敛些。

(9) 吴宓

吴宓(1894—1978)在东南大学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学衡》杂志,十一年间共出79期,一方面对陈独秀、胡适一针见血地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使文言文晚退出学术舞台十多年。吴宓是这样评价陈独秀、胡适“新文学”的:凡读得中国几本书者皆不赞成。西文有造诣者亦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吴宓日记》(2)。

3 折中派

持折中之论者,其代表人物有邓实、伍庄、宋恕等。

(1) 邓实的国学与君学之分

邓实(1877—1951)以国粹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而闻名于世,他把中国之学分为国学与君学两类,用意是好的,但这样分类实为不妥。严格说君学不在国学之列,因为法家的“法术势”等驭臣术并不在国学之列。国学是以儒家为主流的,儒家的政治观是中庸的,并不刻意偏袒君主。

(2) 伍庄的君尊与民德之分

伍庄与邓实一样,把中国之学分为君尊之学与民德之学两大类。他断言:药石虽灵,只以治病;菽粟之养,乃可强身。吾既沉沉于二千年君尊学说之中,屈伏于专制体制之下,欧学之入,实足以起吾瘫痲。然瘫痲起矣,岂可弃其菽粟乎?《群书第九》,载《政艺通报》丙午十九号。

伍先生认为国学中的民德部分属于菽粟,现代人可以照食不误,君尊部分则必须抛弃。实际上,中国的君主制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尊敬君主的,是尊敬天地自然的,所谓“君权神授,君权神夺”是也。天人合一也好,敬天保民也好,知行合一也好都是建立在敬天基础之上,与西方的人主天宾正好相反。

(3) 宋恕的国粹与国糠之分

宋恕(1862—1910)主张设议院、行西律、办西学、易西服,批判“夫为妻纲”,宣传妇女解放,并一度鼓吹“废官制”、“无政府”。

宋恕还是激进的汉字拉丁化的先驱之一。早年不遗余力地推广“切音文字”,为消灭汉字而奔走呼号。

二、 清季民初的国学、西学之辨

1 胡适切断国学之根

(1) 欲去国学之祖

一生只发表过一篇哲学论文的胡适却出人意外地搞出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拦腰截断中国历史,说中国的哲学始于老子,原来需要讲一二年的伏羲、黄帝、神农、《洪范》(天人感应说之依据)不翼而飞。听课的顾颉刚也被弄得一头雾水,他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古史辨·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如果胡适道出的是实情,那么《尚书》就应该被认为是伪书,司马迁对老子的不敬(只让老子占四分之一列传,而五帝占一篇本纪,且被放置首篇)就应该受到指责,《易经》自然也该剔除出哲学界,中国有五千年有记载历史的说法自然也就成为妄说……

可能吗?绝对不可能。

中国哲学绝对不是始于老子,尽管老子是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始于伏羲,始于河图,始于八卦,始于用阴阳两个元素表达事物,显然那是五千年之前的事。

有许多证据能够证明胡适所说谬误,只举其一足矣:老子是母系主义者,而中国的哲学理念完全是建立在阳主阴宾基础上之的!

(2) 欲灭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