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一个靠文字为生的报人，在混入地产圈，为珠江打拼出点局面之后，在很多人眼里，我“阔了”，被有些人称为“成功人士”，被一些媒体溢美为“儒商”。按说我已经不再是黄土高坡上那个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穷酸书生了，我应该是得意而快乐的，但我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甚至每每听到这些说辞的时候，内心里忍不住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生活是繁忙而又复杂的。琐碎而繁多的日常事务、开会、谈判、宴会……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每天早上醒来，阳光映上窗棂，生活的机器又以同样的速度紧张而有节奏的运行着。我时常感觉自己被卷入一股巨大的漩流中，力不由心，心不由己。作为一个商界人士，仿佛一个芭蕾舞演员，一边忍受着脚尖锥心的痛，一边还要做出最美的姿势取悦你的观众：客户。
只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心灵平静。那就是：书斋。
从繁杂的事务中脱身出来，走入书斋，仿佛由火焰山进入了一个清凉世界，心中有种异样的平静。书籍在柜子中静静地陈列着，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纯粹关于心灵：雨果是热情的，鲁迅是严厉的，徐志摩是康桥上的云彩，雪莱是旷野的西风，黑格尔理智地像一块石头，康德却在平静中透着温情——只有在这个世界我才是彻底自由的，彻底放松的。
本质上我是个文人。我可以从政，可以从商，可以做这样那样的工作，然而在骨子里，在心灵深处，我仍然是个文化人，其余的都只是我生存的方式，是我取得衣食的手段，而文化才是我最坚硬的底色。仿佛一株古松可以改造成盆景，可以移栽，然而也许只有在文学的山上我才能根深叶茂吧。
文学是我的根。
年纪轻轻时曾读过一个故事：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去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时，这位犬儒学者正缩在一个木桶里。伟大的国王问他有何要求，得到的回答是：别挡住我的阳光。当时看了就过去了，现在想来，这不是关于文化的自信最经典的诠释吗？和文化的美比起来，物质和权力又算得什么呢？
我在文化界生活了多年，在陕西省就开始作记者。后来到海南，仍然是做文字工作，最后我离开《海南日报》之后，担任新创办的《特区证券报》的总编辑。当时中国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人们对于股票的了解比对UFO的了解多不了多少，作为中国第一张证券报，我们的工作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由于一个偶然的失误，报纸刊登了一条失察的消息导致了股价的波动，也就是在新中国改革史中常常提到的“苏三山事件”。为此，我引咎辞职。
走出证券报的大楼，我不禁意兴阑珊。这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生活实在不大适合生性自由的我。加上证券报没有了风花雪月，只有与许多人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的数据与分析。我觉得很累，想换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那就是做商业。
从此，我离开了文化界。
从黄土高坡到海南热岛是一次身体的出走，而这次，是一次心灵的出走。秦地的水土所滋养的秦人的魂，始终在我身体里踊跃地骚动着。横扫六国的黑甲兵团，鲜衣怒马的五陵侠少，武谏蒋中正的热血男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秦地也由富饶渐渐变为贫瘠，但强悍的秦人血脉却千年不绝，骚动于我的血管中。我渴望着对于自我的超越，而在和平时期，没有比商业领域的活动更激动人心更能抒发血性的了。
我在文学圈里混了十多年，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在这个领域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道路已经铺好，剩下的便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才华了。平心而论，文学是寂寞的，而我却常常喜欢江湖侠气与朋友之义，做新闻做不过凡范长江，写小说写不过贾平凹，让我时常对自己也产生怀疑，文学的才华贻天力，非尽人事。所以我还是如唐时的虬髯客相让李世民一样，换一个自己可以发挥最好的领域在较高低吧，而且，不同的路注定有不同的风景。
商业活动是最直接的关系利益的活动。《教父》中说，金钱使人头脑清醒。没有比商战更能调动人的智慧了，如何以小搏大，如何以弱胜强，如何诈敌，如何反诈，古今中外的兵书中所载的策略，在商战中都有体现。与战争不同的是，战争是关于生死的较量，以暴力打击和肉体消灭为主要形式。一次次决定性胜利的成果，有时可以保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在商界，你越成功，你面对的敌手就越多——一个跨国企业的敌手数量自然不是一个村办企业可以比拟的。当我毅然决然地一头扎入商海后，终于开始面对这个领域的艰辛和痛苦。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我的印象中，城市的夜景从来都是静谧的，多少次驱车回家，头顶是满天的星星，街道上只有闪烁的街灯和零零星星的出租车。
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心里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士为知己者死。在珠江的这些日子里，我拼命工作，不仅是兑现我的承诺，更是一种对于朱老板的信任所做出的报答。人如果都那么单纯该多好，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变故。也许老板才是真正的商人，能让所有的智慧都在围绕着一个利字飞转，而做经理人的必须在利与义之间取舍，我感觉我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取舍，还是干脆些，为了心安，我只取一个义字吧。因此，我带着北京珠江的弟兄在业务上大胆开拓，在操守上谨小慎微，求建功立业，求问心无愧。
但是，在珠江三年多高度紧张的生活摧垮了我的健康。2002年4月底，五一长假临近了。我想利用假期去云南散散心，躲开工作，放松一下。但没有想到，在离开前一天晚上，工作很多，一直加班到凌晨两点钟才结束。我感觉非常的疲倦，按照往常的习惯，铺开宣纸，想写一幅字调剂一下。谁知道刚刚拿起笔来，忽然觉得头晕目眩，心脏猛跳。勉强下得楼来，钻进车里，就昏天黑地得吐开了。司机吓坏了，忙问到底怎么了，我勉强做了个去医院的手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医院里。是大脑严重失血，医院检查报告称，是因为脊椎神经受压迫导致供血不足而引发昏迷，这是长期负案工作和过度劳累的结果。就这样，一向视时间为生命的我，像一个柔弱无力的婴儿一样，被迫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
这半个多月，是我一生之中最为痛苦和无奈的时期之一。虽然有时任朝阳区区长的李士祥等政界领导以及朱孟依等众多地产界同仁旧友前来探望我、慰问我，可是却丝毫没有减轻这种痛苦。我在病床上苦苦地思索：为了工作这样牺牲自己的健康值得吗？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还会担心：我这身体还行么？瞿秋白云：一为书生，便不足观。在平时，我打起精神，显得勇敢坚强，一旦病下来，剥掉外壳，我仍然是一个文人，内心脆弱而敏感。在一段痛苦的思索之后，我想到了离开。
此时北京的珠江团队内部也发生了些变化。珠江北方委员会的成立就拉开了北京珠江变局的序幕，我的工作不断受到了掣肘，很多精力要被内耗掉。更令我难过的是，在我费尽周折拿下五块地之后，我是满怀激情，像舞蹈家发现了最好的舞台一样，想好好的大干一番的。但是后来朱老板却授意合生创展介入，拿走了五块地中最好做的三块，珠江帝景、珠江罗马家园和珠江绿洲都被拿到了合生，除了先前做的珠江骏景，只留下了一块珠江国际城。这样一来，留给我的空间已经变得很小了，仿佛自己有了构思并打了草稿的文章被别人拿去删改和发表，既然舞台已经属于别人，那我呆下来的意义也已经不大。
另外，我渐渐发现朱老板似乎记忆力不大好，也可能如一位公司同仁所言，“是有选择的健忘症”，常常会把一些在鼓舞大家士气的时候做出的一些信誓旦旦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这不禁让人心寒。也许这是一种老板文化吧，我想我适应不了。我的心在这个时间已经被放逐了，留下的或许只是个领一份在外界看来微不足道的薪水的办事员、或者是一个空空的骨架。
我想，一个企业是需要像雷锋一样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公而忘私的人才的。而企业不能发现了“雷锋”还总是琢磨怎么让“雷锋”吃亏，那这样下去，“雷锋”也会寒心。如果大家总是看到“英雄流血又流泪”，那怎么还会有“千万个英雄站起来”呢？
终于，我停止了胡思乱想。出院以后，我正式向珠江提交了辞呈。对于我的辞职，朱老板感到非常愕然，他还是极力想挽留我，一口气许下与我当时工资悬殊巨大的数百万年薪，并说只要我留下，任何条件都可以谈。
我说：“我只是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并不是借此有何要求。我离开是零条件。”
在与朱老板几次长谈后，我终于与珠江作别，离开了我曾经洒下无数汗水的珠江，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荣辱与共的珠江，曾经为之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珠江。在这三年多的岁月里，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失败的煎熬，现在一切都将离我远去了。但是，对于我的人生而言，这一段经历足以让我永志不忘。
我缓缓走出珠江的办公楼，仿佛一个演员走下了深爱的舞台。没有眼泪，没有掌声，有的，只是心灵如水一般的平静和一份淡淡的不舍。六月的阳光暖暖得照着京城处处可见的亭台楼阁、喷泉假山以及绿树红花，万物在阳光之下兴致勃勃地生长着。我长长地吁了口气，内心感到一阵难得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