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底的一个上午，秋阳朗照，阳光很好。我驱车驶上长安街，眼前的一切都很熟悉，也很标准，大概是50年大庆阅兵的临近，街上也有些空旷。这条跟一个国家形象紧密联系起来的马路常常让人生来一些敬畏，也常常会因此又生出些莫名的豪气来。坐落在天安门与王府井之间的王府饭店一度是北京豪华饭店的标志，它一边是代表了首都经济繁荣的王府井，一边是让世人仰望的天安门、紫禁城。就在这里，我见到了朱孟依。
他个头不高，显得有些瘦小，穿着也很朴素，如果在田间地头遇到他，一定把他当作地道的农民，看着他我更感觉到这家饭店的豪华。果然是深藏不露的主。很难让人与其叱咤风云的名头联系在一起。对这位广东地产界的传奇人物，我早有耳闻。
当初，朱孟依不过是挂靠在某工程公司名下的一位小建筑商，通俗的说法，包工头一个。但是朱孟依凭借他超人的智慧和非同寻常的手腕，创建起一个自己的地产王国，其掌控的珠江、合生系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广州城的地产大鳄，跻身广州地产前三甲，并成为最早在香港上市的地产派系之一。此人虽然声名显赫，但为人处世相当低调，不像有些刚富起来就总想“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人，听过“珠江地产”和“合生创展”的名头的人可能有很多，但是听过“朱孟依”这三个字的可能位数不多，即便是在富豪榜上见过“朱孟依”这个名字，知道这个人“庐山真面目”的又有多少？听说至今其在网上也只能搜索到三张像素很低的照片，其中有两张一看就是朱老板在开会时被“偷拍”的，面无表情；另有一张是“大头照”，据说当年合生创展刚在香港上市，香港相关机构找不到朱先生的照片，开口索要，朱孟依“迫不得已”拍了一张给人家交差，顺便完成上市手续。在与这位“见首不见尾”的过江隐龙握手对视时，我隐隐预感到，珠江也许有大手笔正在酝酿，难道他们想图谋京城？
我们一见如故。
谈笑间，朱掌门轻描淡写地向我述说了珠江的辉煌与成功。而我也把这一时的地产风云与他评说一番。他很认真地听着，有时还若有所思，有时猝然发问，常常是一语正中要害。看得出他很专业，但对于和广州截然不同的北京地产，他有些陌生。
末了，果不出预料。他告诉我，珠江地产确实正准备进京事宜。但是，一切刚刚开始。我没有感到突兀，我明白，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坐在王府饭店谈论着北京地产，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的电话响了，是朱孟依。接通电话的一刹那，我想：也许他只是需要我帮他拿两块地。在电话那头，他邀我再次深谈，马上就去。
再入王府饭店，有一种将翻开一本大书的感觉直入我心里。
我们纵横捭阖，指点楼市风云，在1999年楼市洪波初涌的时刻，在昔日君临天下的皇宫之侧。
日过将午，我们谈兴仍浓。朱掌门提出一起用午餐，这时他的司机敲门进来，拿进来一鹅黄麻纸小包裹，我定睛一看：竟然是烤红薯。他发现了我的惊讶，笑了下说，这是他最爱吃的，接着便毫不客气地大口吃了起来。
随后我们还是到了楼下的自助餐厅落座。刚吃了烤红薯的他不急着用餐，静静端详了我几眼，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我：“珠江想进京发展，我需要一名总经理，你愿意到珠江来吗？”
“朱总，我愿做珠江的开路先锋。”我回答，“但是，要我任总经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朱掌门对我的要求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他莞尔一笑，说：“有条件尽管提。”
于是，我提出了以下三条：“第一，我当总经理的话必须三年以上；第二，要允许我按自己的想法运作媒体，来贯彻我的推广思路；第三，必须实行本土化。”
他略作沉吟，然后果断地回答说：“好，就这样定了！”
于是，我们的四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的手相当有力，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自信与期待，以及他对我的理解与信任。
握手的瞬间我的思绪开始飘飞，时光穿梭到了4年前，那时我背着行囊初来京城，面对这喧嚣的都市，我想：我只不过是个匆匆的过客。但未曾想，我的事业和生活都将在此扎根。那时我还惦记着我的海南，惦记着我的报纸生涯。只不过“苏三山事件”的遗痛总是无法平复。原本一直把新生的《特区证券报》视作自己孩子和恋人，但未曾想因为我们轻信并刊发了那篇伪造的“苏三山”股权变动的来稿而使她蒙羞。作为一名报人，没有比这更让人心痛了。
这件事仿佛成了我的禁忌，这么多年了，一想到那些熟悉的椰风蕉雨和铅字墨香总会隐隐作痛，而且无法休止。
当时也握着一双温暖的手，也是期待和信任的目光，不过其中更多的是鼓励。那时我去北京一家医院探望我的一位老领导。我当时还供职于海南的报社，还是我心爱的报纸的一分子，海南让我伤心之后，当时对于自己未来的道路选择感到十分彷徨，北京的朋友发来邀请让我留在京城闯荡，而我对于下海和踏入江湖还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就是这位老领导鼓励了我。他说：“路都是人走出来的。人不能总想着退路，而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就是这句话让我的内心产生了震动，于是，一个文人开始勇敢地试着向一个商人进行蜕变。
从小时候给打成了右派的父亲写申诉信那时起，我就与文字特别亲近，后来越陷越深，终于成为了一个职业写者，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从一个文学青年到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再又投身到了报业。我是个游子，随着“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大潮，从黄土高原漂到了海南岛，可以说真的是从桑田到沧海。环境的变化给了我激荡的生活，也给了我看问题的不同眼界。而当我这次又从海南来到京城时，我感觉到了一种变革的力量。
时代的变革，中国从1978年末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变革之旅，由此，一个变革的时代造就了我们今天事业和生活。这种力量像看不见的风筝线，牵引着我的航向，在“时间无垠的荒野，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这一次我赶上了房地产这一拨儿。
也许，我应该抛弃文人的清高，也许我更不是走仕途的那块料，也许我应该在江湖多趟趟水。终于，我放弃了我曾经认为的光明大道，放弃了我以为将要伴我一生的文字事业，毅然踏入了京城的地产江湖，应了朋友之邀，进了一家名为“君士”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是我江湖旅途的重要一站，我还对这一站名用文字阐释为“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以才士之为，行才士之举”，为自己的“堕落”释怀，同时也对自己的江湖之路进行鞭策与警示。也正是靠着这个信条，我在地产圈交了很多朋友，也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造就了此时与朱孟依的握手。
过了几日，我以珠江地产的名头走进了岭南饭店，不几日，珠江从广州派来了郑曼夏女士和两个行政人员。
我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因为我站在一个陌生的起点上，前面是一片荒芜。我必须从这片荒芜中辟出一条新路来，披荆斩棘，而且必须行动迅速。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时间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成本，而且随时可能会因为错失了机会而踏上殊途。
1998年初，新一届政府把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作为首要任务，住宅建设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乎，从98年开始，房地产热在全国蔓延开来，这个过程始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签发的一份国务院令，也就是后来被看作房改纲领性文件的国发［1998］23号文件，以“取消福利分房而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为核心，已经讨论了多年，并在天津等城市先期试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启动了。那年，香港的楼价正一落千丈，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启动在风口浪尖之际的房改，实际上是朱镕基领导下的政府实施“积极拉动内需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尽管中国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内需不足、消费不旺的局面。“加快住房建设，促进住宅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被明确为房改的指导思想。
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快，中央把拉动经济增长放到了第一位，启动房改的最初动机就是要使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这在那时，目标很清楚。买房以后，要花很多钱装修，要买家具、买家电，这又带动了很多行业，前期后期都带来这样一个产业链效果，既是可以从投资角度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从消费角度拉动经济增长，可谓是双重拉动。1998年6月，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召开，福利分房制度被终结，市场化的住房体制得以确定。只不过，当时人们的消费能力很有限，房价收入比过高还难以把个人培育为住房市场的消费主体。很多人还没有从单位出钱建房、买房的思维中转过神来，都等着分房。正是基于让多数人买得起房的考虑，1999年2月，一条由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积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概念第一次提出了，提前消费、贷款买房、按揭等陆续登陆中国内地。也正是这个意见造就了多年后的成千上万的“房奴”。人们逐渐从福利分房的习惯里走了出来，买商品房成为了一种都市生活的新潮流，人们的购买热情逐渐激发起来，外地开发商也逐渐盯上了北京这个特殊的市场。此时的地产江湖，表面上波澜不兴，其实已经是暗流涌动。
1998年北京全年房地产住宅投资达到了168亿元，并确定了19片经济适用房项目。到1999年，相对于上一年而言，市场形势又有了新的内容，从当时国家住房制度改革的进程看，在1999年取消实物性分配的住房分配形式已是大势所趋，未来家庭的住房需求只能依靠市场手段来解决。这从客观上推动了人们的购房行为，商品房市场需求的总量也必然随之扩大，我明显感觉到了对于地产江湖中人而言，这些意味着什么。
在那个年代，很多企业都开始全国拓展，企业界的品牌意识开始觉醒。很多企业，尤其是南方的企业都号称要做品牌、做品牌企业、做全国性品牌企业。但这些由谁来定义？或者说，所谓全国性品牌企业，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内地地产商在香港上市，已经是国际化企业了，算不算全国性企业？都不一定。上市公司在异地拓展，是形成全国性品牌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能够拓展到北京市场，那么，大家几乎才可以承认，它应该属于全国性品牌企业。也就是说，进入北京市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上市公司异地进入北京市场，即完成了品牌企业的质的飞跃。北京之于品牌企业，是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全国性知名地产商都要来北京的原因——只有到了北京，它们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知名地产商。房地产企业得京城者才可得天下！
作为地产江湖第一门派的深圳万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其在1994年就杀进了北京，现在看来更显其眼界不凡。而这次珠江也来了，赶在了这个北京地产业空前热闹的时刻。此际，政府不仅大力宣传房地产作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中央政府也好，北京市也好，都打开了热闹的局面。政府一口气改写了土地、开发、建筑、个人贷款、房改等相关各方面的大政方针。土地法的实施使一直嚷嚷拿不到好地才去郊区开发项目的万科，终于从顺义后沙峪镇进城，在亚运村北开发万科星园；开发法的实施使北京市建委首次对开发企业做了一次彻底的资质年检，处理了一批违法违章项目；建筑法的实施迎来了北京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北京也新添了国贸二期工程以及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贷款法的实施使建行北京分行个人贷款额首次出现半年翻番的现象，北京市个人购房率上升22%，达到60%；房改政策的实施终于推动了北京二手房市场的开放，已购公房及经济适用房全面上市……
98年后的北京楼市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也越发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虽然我已在君士地产混迹了四年，但现在面对这么一副重担还是有些悸动，“既然做了就做好它”，我常这么思忖，那就一切从零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