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诤回族，1930年出生，北京市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0年6月入党。1959年在自治区团委工作。1972年，任固原科卫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6年，任固原科委副主任。1978年，任固原师专副书记、副校长。1982年，任固原地委副书记。1983年，任固原地区专员。1985年，任自治区民委主任。1989年，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1998年离休。
我是北京人，今年82岁了。记得小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的时期，人民在被奴役、被压迫下挣扎着。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国民党“、中央军”借接受日伪财产之机，大肆贪污、抢掠，人们叫他们“劫收大员”，还编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顺口溜来讽刺他们。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所谓“法币”“金圆券”形同废纸，学校的学费不收现金收实物，我所在的大中中学（现北京市二十二中学）每学期就收3袋面粉。同学们都关心着战争的形势，每天在报刊栏前议论着“：国民党军队人多、武器好，又有美国支持，为什么打不过八路军呢？就是因为共产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要喊‘共产党万岁’了。”
果然，没过两个月就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我们看见了解放军的入城式，看见了解放军秋毫无犯和解放军张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新旧对比让人目不暇接，心情激动。在“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大批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我也报考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进入革命学校，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并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认识到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应遵守的革命纪律。正当我们尝到学习的甜头，希望能更多、更系统地学知识的时候，刘澜涛校长给我们作了毕业动员报告。毕业前我们还听了朱德总司令的报告，他勉励大家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热情地站在讲台上检阅了我们这支即将踏上征程的队伍。
毕业后，我们和华北革命大学共1800人组成“西北干部大队”，由西北局派何载等同志率队离开了北平。进入山西后，我们踏着进军西北的解放军第18兵团、19兵团的足迹，行军20多天到达西安。
到现在60多年了，我们老同学聚会的时候总爱回忆当年学习、劳动、行军的情景。虽然后来每个人的经历、境遇各不相同，但对当年满腔热情、献身边疆都无怨无悔。我们这些人体验过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过民主改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贡献过力量，也犯过傻劲，甚至无端地挨整，但又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伟大变化，并且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是幸福的一群啊！
到宁夏后，我于1950年入党，在乡、县、地、自治区做过团的工作、行政和党委的工作。但几十年总在基层参加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四清”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等活动。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我记忆最深的是三次参加了整党工作。
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1952年7月，组织调我从吴忠市到金积县（现为吴忠市金积镇）任团县委副书记，刚刚报到，县委就通知我参加宁夏省委举办的整党训练班。这次学习就是按照中央关于整党的要求、程序进行的，十分严格。首先是认真学习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并逐条对照检查，再经组织审查，最后进行党员登记。在训练班的学习结束后，省委组织部率全体学员分别到盐池、宁朔（今青铜峡市）两县（这两县是作为老区和新区代表，于1950年冬至1951年春进行土改的试点县）进行整党试点。我被分配到宁朔县五区（邵岗）。面对农村党员，我们以艾寒松著的以详述八个条件为内容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为教材，更注意结合农村实际，进行通俗讲解，帮助党员克服土改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思想，树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克服当官、享受思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试点结束，回到金积县我又参加了县委机关一区的整党。这次整党，非常及时，对党员教育很深入，在群众中的影响最好，对我自己也是一次实际的锻炼。
第二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了。那时我在宁夏林业建设师第二团政工组工作，这次整党是按照“五十字”建党方针和“吐故纳新”
指示进行的。由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做法都是错误的，实际上还是按敌我标准乱批一气，对党员和党组织谈不上深刻教育，但总算是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根据团军管会的指示，这次整党的计划、报告、讲话、总结都是我起草的，不过是照抄“最高指示”加些例子而已。
第三次是1983年的整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性的整党。自治区党委决定分别在机关、工厂、农村等6个单位进行试点。当时我在固原地委任副书记，由我率工作组到头营乡搞试点。这次整党以中央部署的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主要内容，以正面教育为主，使乡级机关党员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虽然这一次整党由于种种原因在全国发展不平衡，甚至有的走了过场，但是在试点中确实是认认真真的。
离休以后，1999年到2000年，根据组织的安排，作为年龄最大的一个巡视组长，我参加过两期地厅级和一期县级“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工作。这是一次完全以正面教育为主，启发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自觉地学习，对照自己，征求群众意见，接受群众评议的活动。完全摒弃了过去搞运动的老一套做法，效果很好，我认为这是一次不叫“整党”的整党。
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91年了。经过91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为伟大祖国、为人类社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自身也发展成为80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自觉地进行着自我整顿，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使自己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经历，我还有一条体会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无论从党的事业出发或者从个人成长进步考虑，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就拿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我在永宁县李俊试点时任魏团大队秘书、副队长（队长是哈炯磊同志），当时别的队整天出成绩、出经验，打击贪污的赃款、赃物，我们总也追不上去，但我们这个大队从头到尾没死一个人，这在当时是很难得了。当时有人说我们“右”了，也有人说我们稳健。其时，指导思想是“左”的，我们执行当然就够“左”的了。当时我对工作队员要求极其严格。一天，分团来电话说：“你们有两个队员下馆子吃饭，违反纪律，要严肃处理。”我赶紧骑着车子去了解，实际情况是这两位同志住在一个五保户家里，这家生活非常困难，队员吃住在他家，虽然交了粮票和钱，但也无法变成口粮，这两位同志上街为老人买粮，往回背粮时，实在饥饿难耐，才买了两个饼子，边走边吃，谁知饼子还没吃完就被人举报了。我实事求是地向分团汇报了情况，并认为对这两位同志应当表扬而不是处理。“社教”中总团副团长马玉槐同志规定干部在社员家中要坚持“一不吃肉，二不吃蛋”。这虽然是在那个“左”的情况下规定的，但我认为是符合农村情况的，要求是合理的。所以以后几十年我一直按这个要求约束自己。后来在固原头营长达三年的蹲点中，经常吃“派饭”，也从未在社员家中吃过肉、蛋。
在固原头营的蹲点叫做“学大寨工作组”，组长被任命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我一直不以为然，工作中坚持尊重原班子的意见和领导，不当“救世主”，但却遭到批评。还有我们在学大寨，建设“大寨”田中，也发动群众平田整地，力图夺高产，费了很大力气，但在被要求在1966年建成大寨社时，我们提出不同意见，实事求是地认为做不到，被批评为地区蹲点干部没有起到带头作用。当时还有一个怪现象，春天动员社员在房前屋后栽瓜种豆，在自留地种粮、种菜、种药材，要求养羊、养猪、养鸡、养兔。到了秋天，在“学大寨工作组”之外，又派“路线教育工作队”割“资本主义尾巴”。弄得人们无所适从，我们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对待社员。
党提出建设学习型的政党，太重要了。退休后，我常常听到一些议论，有的人说：“现在不抓阶级斗争了，不是社会主义。”也有的人说：“还是人家资本主义好啊。”其实，他们还是没有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搞清楚，思维实际仍然停留在那个老模式上。也有人对于我们党是否有能力战胜腐败失去信心。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无产阶级战士，应当从学习党的91年战斗历史中树立对党的信心，对党的前途的坚强信心。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专长，过去有人形容我是“万金油干部”，哪里有病就抹到哪里，也真是几十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离休后，我也没有忘记看看报纸，特别是学习党的历史。几年来，我参加了好几次“党史知识竞赛”，还得了两次奖呢，一次是党支部的三等奖，一次是《退休生活》杂志的“桑榆奖”。
口述：张乃诤
采访：饶彦久惠卫明刘志整理：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