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上要利用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机制，加强与北极各国的经济交往以及北极环境保护、科考等方面的合作，加强与北极原住民之间的合作。
目前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度还很低，在众多北极国际机构中也只参加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等少数几个。对北极问题的研究也才起步，在北极论坛和相关国际会议上很少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在这种状况之下，给世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参与北极的事务就是开发北极地区的资源，从而引起一些国家不必要的恐慌。实际上，北极地区的生态和环境变化关乎全球环境的安危，更危及中国的气候、经济、能源、航道等安全，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北极地区的科学研究和治理。
在目前这种态势下，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北极事务而又不至于引起相关国家的恐慌和担心，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
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资格对中国而言所获得的实际权益还相当有限。
中国与北极八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瑞典、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集团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始终持积极欢迎的态度，无疑为中国此次获得理事会观察员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理事会观察员资格对中国而言主要是提供了一个进一步了解北极的“窗口”。
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敏认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当前要注重三个方面：
第一，不要一条道走到黑。目前北极理事会的门槛极高，而且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权利相当有限，也就是“观察”会议，“预先”了解会议信息，坐在北极理事会会议后排旁听会议内容，接收文件。经主席同意，可以发言或提交书面材料，或就讨论的问题提交文件和主张观点。实际上在北极理事会中，观察员获准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在北极高官会上，观察员国的代表都很少获得允许发言的机会，更不要说北极理事会两年一度的部长会议了；而且北极理事会的各种信息资料都可以从其官网上获得。有人作了形象的比喻，北极理事会的会议就像一桌盛宴，但你坐在旁边只有看的份，却没有下筷子的机会。因此，中国能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固然好，但在目前北极国家把永久观察员作为政治筹码漫天要价的情况下，中国还是要另辟蹊径，多管齐下。
第二，利用现有的国际组织参与北极地区的活动。北极并非全球治理的空白地带，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国际公约、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功能和范围覆盖北极地区，如《斯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决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条约等，北极的很多事务有规可循，有法可依，这为中国等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充分机会。
中国是《斯约》的成员国之一。此外，中国还是《联合国海洋法》的成员国，中国连续12次当选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可以利用这些身份参与北极地区的事务；因此，在目前北极治理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下，中国可以创造机会，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同北极国家的双边外交、坚定采取“一对一”的外交谈判方式，逐个与北极国家打交道，这可能更利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
第三，加强与北极地区的原住民合作。北极地区有40万左右的原住民，分布在北极的广大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极原住民的自治运动如火如荼，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例如北极原住民人数最多的因纽特民族，他们有着高度的自治权利。1999年4月，加拿大因纽特民族正式成立了努纳武特自治政府，因纽特民族集体获得352240平方公里（占努纳武特地区总面积的18%）土地的绝对所有权，此外还拥有其中36257平方公里土地的采矿权。也就是说，因纽特民族对本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活动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可以自行决定与其他国家的合作；2009年6月，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取得了“准独立”：因纽特语取代丹麦语成为官方语言，自治政府掌握了天然气资源管理权、警政及司法权，并拥有部分的外交事务权，只有国防事务完全由丹麦政府主导。中国近几年来积累了与北极原住民合作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在2010年夏，中国所有的吉恩加拿大矿业有限公司（Jien Canada Mining Ltd.）正式注资1.124亿美元开发拉格兰（Raglan）镍矿，这是努纳武特地区的第二大镍矿，整个项目在2012年正式建成投产，为因纽特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得到了该地区原住民的欢迎；再如在格陵兰，中国企业家在这一岛上运作得非常成功，以至于有媒体评价克莱斯特的外交政策为“拥抱中国”，在这次自治议会选举中，中国投资甚至成为焦点。
专家认为，在北极事务中，中国更适合走“曲线路径”，因为过于积极的姿态反而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猜疑，这是由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以及作为新兴全球大国的地位给其他国家造成的无形压力导致的。因此，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上要利用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机制，加强与北极各国的经济交往以及北极环境保护、科考等方面的合作，加强与北极原住民之间的合作，通过这种方式逐渐加大对北极各国的影响力。
安倍经济学：“凯恩斯式”豪赌背后的军国主义魅影
“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大概念、大战略、大谋划，其一揽子计划可统称为日本“经济战争大纲”。在这一总纲之下，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安倍经济学”着眼于摆脱经济困局，重振日本经济，为实现新“日本梦”奠定经济基础；而广义“安倍经济学”则着眼于恢复和谋求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包括亚洲的主导地位，为日本再度崛起奠定国际政治基础。
“安倍经济学”= 凯恩斯+伯南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凯恩斯经济学中调节经济的核心手段，而量化宽松政策则是伯南克在美国正在推行的政策。如果硬要说“安倍经济学”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号称要无限量地实施量化宽松“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
“安倍经济学”并非是指什么经济学理论，而是日本媒体借用“里根经济学”，对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仿效美国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的做法姑妄称之而已，其实质不过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融入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的“从直升机上撒钱”的量化宽松货币理论。因此，所谓“安倍经济学”并无任何新意可言。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凯恩斯的追随者竭力把《通论》提出的政策建议具体化，并特别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他们以调节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政府对货物和劳务的购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提出在萧条时期要减低税率、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
“量化宽松”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指在一般的宽松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无效的情况下，也就是利率降为零或近似于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以在金融市场购买中长期证券资产的方式直接向不同的市场主体提供大量的流动性，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央行为遏阻通货紧缩，大可派出直升机从空中撒下钞票”，伯南克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前也曾借用这比喻，后来还得到“直升机本”的昵称。
据称，安倍式经济政策背后的“核心人物”是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安倍首相正是听从了“经济大师”滨田宏一教授的建议，才提拔原亚洲开发银行（ADB）总裁黑田东彦出任日本银行总裁。滨田宏一的理论极其“简单明快”——如果我们让某人钱包里的钱由1万日元增加到2万日元，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比从前更加积极地消费。如果大家都积极消费，那么日本的经济就会迅速恢复往日的雄风。
这里的“量化宽松”，不同于一般的货币政策宽松，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源于大萧条争论，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包括弗里德曼、伯南克和罗默等，他们都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在传统货币政策无效和世界经济总体恶化的情况下，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唯一有效的方法。但由于量化宽松政策所涉及的政府债券，不仅金额庞大，而且周期也较长。一般来说，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做法。
在近一个世纪以内，全球性的大规模量化宽松现象也发生过好几次，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一次是1945年二战后，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拯救欧洲经济。“马歇尔计划”也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国际资本流动，既有经济目的，也有政治和军事目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基本停滞，利率已经降为零，但经济仍未复苏，银行信贷负增长，物价长期处于通货紧缩。为摆脱经济低迷和稳定金融市场，日本央行首次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2001年至2006年间的货币政策实践被称之为“第一代量化宽松”。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美国、欧洲、英国等几乎都一致地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也被称为“第二代量化宽松”。本次全球量化宽松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从规模上，均超过了史上历次宽松政策。这是与全球的经济总量相关的，也说明本次全球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和复苏的艰巨性。
全球四大央行——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自2008年以来已注入6万亿美元流动性，但似乎笃定还有很多年要继续大开印钞机。随着美国利率降至降无可降的地步，传统货币政策的“弹药”即将耗尽，“量化宽松”日益成为各国央行的备选方案，而曾经极具独立性的央行与政府间的关系也可能随之改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凯恩斯经济学中调节经济的核心手段，而量化宽松政策则是伯南克在美国正在推行的政策。如果硬要说“安倍经济学”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号称要无限量地实施量化宽松。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2011年曾撰文指出，量化宽松是一剂猛药，但更可能是一剂毒药。从历史纵向和各国的横向看，“经济危机-量化宽松-通货膨胀”的剧目都在不断重复上演，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一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
量化宽松极有可能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现在央行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不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但是，一旦经济出现恢复，货币乘数可能很快上升，已经向经济体系注入的流动性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将直线飙升，流动性过剩在短期内就将构成大问题。现在，零利率在短期内已经注定失效，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将更为激进，包括大量印钞或者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在这种格局下，发达经济体也在博弈，争先量化宽松，全球会进入流动陷阱，陷入“囚徒困境”。所谓覆水难收，在短期内如何将巨量的流动性收回？那对各国央行来说，又将是一个新的巨大的考验。如果不能做到，世界经济极其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奇观：
恶性通胀与经济衰退并存，即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通货膨胀已经急剧恶化。比较麻烦的情形是，量化宽松政策不能及时或有效地提振经济，反而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增长和通货出现双低，但是，量化宽松政策又不能没有尽头；否则，将来通胀的隐患会更大，经济有可能走向“滞涨”。
叶檀认为，全球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复苏进入瓶颈期，重新进入复苏通道的方法并不是发放货币，而是寻找新的增长点。根据债券市场与宏观经济数据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全球不可能出现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汇市与股市以震荡为主，大宗商品的大幅上升告一段落。后金融危机时代救急的凯恩斯主义，宣告暂时终结。凯恩斯主义不是救市仙丹，理性主义者绝不会一吃到底。
安倍晋三的逻辑是：让央行大量印钱，造成市场流动性泛滥，创造通膨预期，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令日本经济跳出通货紧缩的困局，重振日本经济2013年3月19日出任日本银行（央行）行长有着支持日元贬值历史的黑田东彦，上任伊始誓言采取一切措施推动日本走出通缩，默契配合高举“打掉通缩”大旗二度登上首相宝座的安倍晋三。黑田东彦领导的日本央行宣布，启动新一轮雄心勃勃的量化宽松措施，计划在两年内向经济注资1.4万亿美元，以实现通胀率升至2%的既定目标。
一般认为，过去20年是日本“失去的20年”。这是理解黑田通胀政策的基础。何为“失去的20年”？通常的理解是日本经济增长停滞了20年。通缩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日本经济低增长和债务恶化，导致债务占GDP比重节节攀升。日本国债占GDP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的不到30%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238%，并形成日本的主要宏观金融风险。
简言之，经济增长停滞、通缩和债务压力是日本“失去的20年”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