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当同龄的独生子女正享受着家庭的呵护与温馨时，湖北襄阳20岁的程威，却在独自背负着家庭的不幸。从打工救母，到带母上学，再到休学侍母，600多个日夜里他对病母不离不弃，用年轻的肩膀诠释着古老的孝行真义。他说：“功课以后可以补，但报恩不能补，毕竟妈妈的生命只有一次。”一个大二学生平凡孝行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这正是老龄化社会所期许的温暖。他的孝行让我们相信，孝的火种正在“90后”群体中燎原。
〔典型城市〕襄阳：“道德群星”现象产生良性互动效应
在襄阳，一群平凡的人，令人感怀。
刘振和，东津镇一位靠7亩薄地谋生的农民，在外打工的儿子每月寄回700元，他却拿出300元转寄给远在外地的贫困生，数年不辍。
张文驰，一个“90后”大男孩，在高考冲刺的人生关键阶段，赴京为素不相识、身患白血病的男童捐献造血干细胞，全国网友称之“最美高中生”。
王兵、王越，龙王镇农民，路遇抢劫，为救他人，脸部中3枪，让厦门市“五一劳动奖章”首次花落异乡客。截至目前，襄阳共有1007名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受到表彰奖励。其中，中央级表彰奖励6人，省级表彰奖励41人。
襄阳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创建文明城市以来，已连续几届获得省级文明城市称号，并连续两届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城市称号。
真情帮扶道德模范，在全社会树立“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在湖北襄阳市，道德的标杆力量在当地产生了良性互动效应。“社会总动员，文明天天奖”。给孕妇让座，奖20元公交充值卡；不闯红灯，奖20元油卡或手提袋等。截至目前，襄阳已对2600多位市民进行了随机奖励，得到中央文明委、省文明办的充分肯定。
“最美”带给我们的反思：社会需要正能量
伴随着中国30多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有如社会的“毒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弥散，影响极坏。GDP掺水，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学术不端，交通肇事逃逸……诚信严重透支，公众怨声载道，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特别是2011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深深刺痛了整个社会的神经。然而，当那些丑陋现象引起公愤时，我们发现，聚焦这些现象，鞭挞这些现象，正表明了社会对高尚道德的热切期待，对民族优秀传统的重新认同。“最美”一词的出现就是最好的印证。
英模不再是高大全式人物，而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展现出的道德力量，这是“最美”人物的鲜明特征。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从“最美爷爷”“最美奶奶”“最美妈妈”到“最美女孩”“最美孕妇”，从“最美教师”“最美战士”“最美护士”到“最美油条哥”“最美农民工”“最美保安”，在成为“最美”之前，几乎无人知道他们的“最美”事迹。这些出身“草根”的朴实无华的小人物，他们的“最美”行为都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而这样的模范、这样的事迹，恰恰又都是普通人可亲、可感、可学的。
可以说，“最美”这个道德建设最响亮的词语，是社会、个人层面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诠释：崇高的道德不仅在传说里、在故事里，更在普通人日常的生活里。这些普通人对美德的坚守，让人们在动容中看到社会上到处都有热心人，是生活中的你我他，看得见、摸得着，可信、可比、可学，进而激发了全社会的道德情怀，在全社会传递无限的正能量，并涌现出安徽合肥、江苏常州、河北沧州、河南新乡、浙江杭州、山东临沂、湖北襄阳等“好人”扎堆的“道德群星”现象。
一个个“最美人物”，感动了全社会，也获得了党和政府的及时表彰。但是，要想让道德模范在全社会发挥更深更广的示范作用，仅有表彰和感动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在电视机前抹去眼角的热泪，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面对的却是“老人倒了无人扶”“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守信者被不诚信者在竞争中击败”等冰冷的现实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向道德模范学习，做一个维护社会公德、坚守私德底线的人？无疑，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大多都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我们还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保障，尤其是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提到“道德”，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循循善诱的教化、春风化雨的熏陶，好像并不需要借助外在的强制力量。然而，“善良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现实生活当中，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制度规范维护道德行为、惩戒失德行为，人们的行善愿望就可能被遏制、甚至逆转，就可能导致好人“流血又流泪、伤身又伤心”的现象。因此，提升社会道德风气，既要靠良知、靠教育，也要靠制度来“保驾护航”。通过完善法制、强化监督、惩治败德等一系列制度手段发出强烈信号，让善者无后忧、让恶者不敢恶。
第一，加强道德立法，推动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对言行越过底线的人给予规约和制裁。第二，应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对模范道德行为给予奖励保护，为好人化解道德风险，使其权益得到法律保护。目前，中国已有29个省区市相继制定了对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的政策措施。第三，建立对失德违法行为的惩戒机制，形成震慑失德者的强大力量。当前社会失德行为盛行，正是因为惩罚机制的失灵，失德者只需付出小小成本，甚至无任何损失就能获取超额利益。因此，必须建立对失德行为的有效惩罚制度，让失德者遭到人人鄙夷、人人反对，而不是人人羡慕、人人效仿。当每一个有德者都受到尊崇，每一个失德者都遭到唾弃，道德自然会成为人们向往的追求，道德之风也自然将回归社会的主流。在2013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仅靠道德教育、“叩问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对利欲熏心者无法产生效果。不处罚，他们的良心就不会觉醒。只有加大执法力度，增加违法成本，让造假售假者付出代价、受到惩罚，才能使他们悔悟、使其他人不敢以身相犯。要加大力度，深化措施，推动教育和治理由试点向全国范围推开，让群众看到明显成效。
“好心人”救人免责、鼓励为“好心人”作证、被救助人诬陷敲诈或被刑拘……率先在全国出台《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深圳，也已经出台了《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这部被称为全国首部为善意助人者提供保护的法规，成为从制度层面推动道德风气提升的一种尝试。希望这部法规早日施行，为其他城市提供一个范本。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地方行动起来，以制度建设为正能量在全社会传递保驾护航。
“观念”也是生产力：“深圳十大观念”推动城市转型
2010年8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严格筛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观念入选“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深圳十大观念”对城市的改革发展、城市精神的形成、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产生了重大影响。“观念”也是生产力。
“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为中国城市发展转型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
“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之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一口号带动了深圳从观念突破到体制突破，成为深圳精神的逻辑起点。1981年，这句口号出现在深圳蛇口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甚至写着这句标语的牌子几经竖起又被拆掉，但始终屹立不倒。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对这句口号表示高度肯定。这句口号折射出“发展就是硬道理”和“效率优先”两个核心理念。在观念层面，这是一次思想解放。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空间萌发了市场经济理性，以个人权利和私人财产权利为主要标志的“经济权利”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生根发芽。在实践层面，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中孕育市场经济体制的突破，带动了深圳早期的经济实践。蛇口的这个观念扩散到整个深圳，引领深圳建设，形成“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之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一口号，是在改革开放陷入泛意识形态化争论的泥潭时，明确前进方向，推进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在发展的十字路口的重要抉择。1988年，着名的蛇口座谈会谈及的“特区青年是不是淘金者”的话题引发了一场蔓延国内、波及海外的价值观争论。关于深圳特区姓“资”姓“社”，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否要继续的争论愈演愈烈。
1992年，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发表了南方讲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路。南方讲话之后，当时蛇口工业区的负责人袁庚同志，竖起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牌子，鼓舞深圳人民建设特区的斗志，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发扬了中国知行合一的传统，呼应了发展的时代主题，成为深圳特区持久的思想遗产。
“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之三：敢为天下先
这个口号是深圳改革开放先进观念的凝结，其中蕴含的“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创新、勇于竞争”的精神，已经成为深圳特区优秀的精神禀赋。1992年春，《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将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观点、主张，以“猴年八评”和“八论敢闯”的社论形式发表，掀起了舆论的冲击波，使“敢为天下先”的特区精神深入人心。邓小平同志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深圳从思想领域到实践领域的改革创新，已经成为国内其他城市效仿的典范。一方面，深圳解放思想，发展了新观念、新思想。“深圳十大观念”本身就是思想创新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