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流纪事:柳条湖枪声“九一八”事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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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伪满洲国的建立(2)

11月5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在静园召开。围绕溥仪去留的问题,陈宝琛和郑孝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陈宝琛不赞成溥仪这么快就动身去东北,说当前大局未定,“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孝胥坚持要抓住时机,“不识时务,并非持重!”“事情不是儿戏,请皇上三思而定。”陈宝琛又劝起了溥仪。“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仪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郑孝胥急不可耐,说得振振有词:“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两人吵来吵去,没有个结果。其实,此时的溥仪“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看来,溥仪出关当皇帝的决心已定。接下来天津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最终促使溥仪尽早动身去东北。

11月8日,忽然有人给溥仪送来一份“礼品”。原来是一筐水果,等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放了两枚炸弹。溥仪一听“炸弹”两字,顿时吓得都站不起来了。第二天,日本人告诉溥仪,那两枚炸弹经过检测,是张学良兵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翻译吉田乘机劝溥仪说:“还是早些动身为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溥仪也不再犹豫了。“遵命!请陛下不要对外人说。”“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从。”溥仪向吉田保证。祸不单行,此后,溥仪接二连三地收到恐吓信,其中一封信这样写着:“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还有人打电话恫吓溥仪,警告他不要到某某地方去吃饭,因为“张学良派来了形迹可疑的人”。

11月10日晚,一辆敞篷跑车驶出静园,车上坐着两个人。车子刚开出大门,吉田的车子就紧紧地跟在后面。

车子停在敷岛料理店,溥仪的侍从祁继忠跳下车子,打开后备箱,将溥仪搀扶出来。在料理店里,溥仪换上日军大衣,然后乘上日军司令部的车子,前往码头,上了“比治山丸”号轮船,这是日军司令部的船。到了大沽口后,又换乘日本商船“淡路丸”,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码头。

20年后,溥仪得知,“比治山丸”船上当时有一大桶汽油。如果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逃脱时,日本人就放火烧船,让船上的人全部消失。

(三)重登大宝

溥仪到东北时,正值国联理事会召开前夕,日本当局担心关东军将溥仪弄到东北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所以,11月16日,日本陆相致电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过早行之,徒然刺激列国,要求和中央联系后处理。”关东军为此给溥仪列了许多清规戒律:“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与外界切断交通”,有关溥仪的一切情况“禁止发表”。看来,溥仪只不过是日本人手里的一张牌,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出去。

1931年底,日本政局发生变化。一向坚持“币原外交”的若内阁于12月11日倒台。12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犬养主张承认中国在东北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满洲”的基础上,建立“新政权”。

不久,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日本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此后,日本在东北便由军事进攻转向以拼凑伪满傀儡政权为重点。

新任日本陆相荒木致电关东军“速派人回日本磋商满洲独立”问题,接到电报后,本庄繁急忙召集幕僚开会,拟订最后方案:成立包括中国东北四省和蒙古在内的“满蒙中央政府”,“定都长春”,由溥仪担任“首脑”“;中央政府”设参议府,由满、蒙各一人,3名汉人、3名日本人组成;宣布新成立的“国家”脱离中国本部;“新国家”的“国防军”由日本军队担任。“政权”建立的时间定在2月中旬,最迟不超过2月末3月初,即在国联调查团到达前完成。

关东军让中国人来担任“政府”“首脑”,这样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外宣称,“满蒙中央政府”是中国人本身从内部分离出去的,这不违背《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的精神。关东军这一招确实阴险。会议还决定派板垣征四郎回日本报告上述方案,日本天皇裕仁破格接见了其貌不扬的板垣,这使得当时还只有大佐军衔的板垣备感荣幸。此后,板垣征四郎更是死心塌地为天皇效忠。

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参谋本部的意图,炮制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这个《纲要》同板垣带回的方案基本一致。它规定:“满蒙”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一个国家”,其治安与“国防”“主要由日本帝国承担”,日本人参与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向东北增派3个陆军师团,排除国联的干涉。这表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军界与政界的分歧已不复存在。

1月13日,板垣带着《纲要》从东京返回沈阳。板垣一到沈阳,便同哈尔滨特区长官、汉奸张景惠、熙洽、张海鹏等密谈。同时,又电告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让他寻找借口,挑起事端,以转移西欧国家对东北的视线。

关东军占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行动告一段落。其间,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把国际上的注意力从东北转到了上海。“满洲国”的闹剧,在上海事变施放的烟雾中一幕幕地上演了。

建立“满洲政权”,在做法上最重要的是形式上要装扮成由中国人自发进行的,而不是日本人的强迫。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建国幕僚会议”,制定了建立“满洲国”的具体方案。27日,关东军拟定《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要“迅速以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主要首脑先组成政务委员会,负责建立新国家的研究准备工作”。就在关东军忙于上演“满洲国”傀儡戏的时候,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到达日本。于是乎,关东军加快了建立“满洲国”的步伐。

从2月10日起,关东军连续召开10次幕僚会议,商讨“建国”事宜,确定“建国”的步骤:由“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主席”组成“中央政务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由“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同中国本部分离;“满蒙政府”的筹备工作在吉林进行;筹备工作包括确定“新国家”的“国号、国旗、首都”及人选分配;筹备工作一俟完成,“政务委员会”即刻作出决议;各地都应推选“大总统”;“政务委员会”按照“民意”建立“中央政府”。

2月16日,汉奸张景惠、熙洽、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聚集在沈阳,召开所谓“建国会议”。熙洽,溥仪的这位远房亲戚,表现得格外积极,提前两天就赶到了沈阳。“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也于16日到达沈阳,并于下午4时会见了本庄繁。几个月前还在江桥拼死抵抗日军的马占山,此时却同日本人走到一起来了。

当晚8时,这伙人在大和旅馆订了一桌酒席,开了一次晚餐会。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板垣征四郎到场“列席”。会上,马占山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但遭到板垣的拒绝。赵欣伯、于冲汉则提出符合关东军口味的“建国”意见,这是板垣的授意,结果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决定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任“委员长”,熙洽、马占山、臧式毅等为“委员”,限于3月1日成立“新国家”。

18日下午3时,以张景惠名义发表了由关东军草拟的《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声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消息传到旅顺,郑孝胥父子激动不已。可是,溥仪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反而感到愤慨。他关心的倒不是东北的父老乡亲死了多少,日本人如何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复辟帝制,要当皇帝”。否则,他溥仪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从天津跑到东北来干什么?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他生不如死。溥仪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抽了一支又一支香烟。突然间,溥仪倒思念起了天津的静园。那里的日子不是不能过,就凭他收藏的那些字玩,卖掉一部分,也够他周游列国了。

溥仪决心向关东军摊牌,如果这伙人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返回天津。想到这,溥仪提笔给板垣写了一封信,从中华5000年道德到清朝200年的历史,从实行民主的害处到复辟存旧的好处,从“振兴国势到救民于水火”,详细阐述了必须坚持“正统系”的理由,洋洋洒洒地讲了12条。写好之后,连忙让郑孝胥带到沈阳。

可是,郑孝胥没有把溥仪的信交给板垣。

2月23日,小矮个子板垣拎着一只皮包,兴匆匆地赶到旅顺,去拜见即将上任的“执政”溥仪。下午,溥仪在肃亲王府会见了板垣。

板垣当着溥仪的面大加指责张学良,大谈日本皇军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板垣滔滔不绝地说着,随手打开皮包,溥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皮包。板垣从里面拿出《满洲人民宣言》和五色“满洲国国旗”,往沙发上一放。溥仪一看,气不打一处来。

本来,溥仪就对这个“国家”的国体感到不满,现在又看见这些玩意。“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就是大清帝国吗?”溥仪气极了。

“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

一听“阁下”二字,溥仪火冒3丈。对他来说,爱听的是“宣统帝”、“皇帝陛下”这类称呼。日本人怎能称他“阁下”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嘛!

可是,板垣浑然不管这些,仍一个劲地说着: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那就不用这个字眼好了。

“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留下来的。”这是溥仪的底线,他当然不肯轻易放弃。

板垣还在不厌其烦地说:“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目前只是一个过渡期而已。

当听到“议会”二字,溥仪就像被开水烫了一下惊叫起来,连连说道“:议会没有好的,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又不是议会封的。相反,当年革命党人不就是要搞什么议会,不要帝制吗?

从旅顺回来后,板垣拿出《建国方案》,于2月25日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新国家”作了如下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国旗”为红蓝白黑黄的五色旗,“首都”为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对于这个方案,张景惠全盘接受,并发出“建国通电”。

2月29日,沈阳和吉林市热闹非凡,两市同时举行了所谓的“新国家成立庆祝游行大会”。关东军自编、自导的“满洲国”闹剧就这样开场了。

3月1日,张景惠毫无廉耻地发表了《建国宣言》。随后,一行32人组成的“请驾”团轰轰烈烈地来到旅顺。7日上午8时,溥仪登上北去的列车。8日下午3时,溥仪抵达长春。在这里,他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那种令他激动不已的欢迎场面。

一阵招摇过市之后,汽车驶进一座破旧不堪的院落,这是以前长春道尹衙门,现在成了溥仪的“执政府”。3月9日下午3时,130人聚集到衙门,溥仪的就职典礼在此举行。关东军的高级将领本庄繁、三宅光治、板垣征四郎、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都来了。次日,溥仪同本庄繁以换文的方式签订了“日满密约”。从此,中国东北成了日本的殖民地。9月15日,日本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表声明,承认所谓的“满洲国”。

在溥仪“执政”一年后,1933年3月,关东军通知溥仪,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溥仪一听,喜从心来,连忙派人赶往北京,到荣惠太妃那里取回保存了20年之久的龙袍。可是,日本承认的只是“满洲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溥仪登基时,只能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听到这个消息,溥仪大为扫兴。看着那金光闪闪的龙袍,溥仪涌出一股心酸。不过,日本人许诺,溥仪可以在叩头祭天时穿龙袍,但登基大典时必须着“大元帅”服。1934年3月1日,溥仪的“登基大典在新京(长春)郊外的天坛”举行,他由此当上了“满洲帝国”的皇帝,年号为“康德”。

“满洲国”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经历14年。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在此期间,日本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