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晏婴陪伴齐景公外出，见齐景公对田野路边一具具冻饿而死的尸体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又说：“当年，桓公看见饥饿的人便给粮食，看见有病的人便给钱看病，而您却对百姓冻饿而死不痛惜。如此下去，百姓就会离心离德，去拥戴别人做齐国的君主了！”齐景公这才连连认错，并下令掩埋死尸，发放粮食，减免赋税徭役。
在官场上，为官以清，时时处处要和不正之风斗争，但要创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做到理直气壮制止歪风邪气，揭露他人的越轨行为，首先自己得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晏婴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晏婴知道，创建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不是说说就可以，也不是制度建立和颁布了就万事大吉，决策者的以身作则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晏婴一系列拒赏守贫的决策表面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实际上其深意在于在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面前做出一种姿态：官，就是要这么当。所以，晏婴从我做起以清廉俭约的做法，既是保持操守的个人化的决策，更是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政治风气的重大政治决策。
晏婴的做法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而无疑也是对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上最不可或缺的。
在包括《史记》在内的众多史书中，多处提及晏婴“食不足”、“食肉不足”、“衣食弊薄”、“乘弊车驽马”、“布衣栈车而朝”。还说他每日的正餐，吃的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他家正赶上他要吃饭，就把饭分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个人都没吃饱。他穿的是粗布衣，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走着去。至于住的，照景公的话说，是“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齐景公见晏婴如此清苦，便派人送给他许多钱财，前两次都被他全部退还，第三次他收了下来，将它们转赠给了贫穷的亲友和灾民。之后，他生怕景公再次恩赐，便如实向景公说明了情况，还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恩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应该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臣下就变成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者是不会干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五百个村庄吗？”晏婴便说出了“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并“再拜而不敢受命”。
然而，景公总觉得晏婴乘坐的车子与其身份太不相称，所以仍坚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晏婴再三谢绝，并坦诚地表示：“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轨，一直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弥漫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无法禁止了。”
接着，齐景公又利用晏婴出使他国之际，“毁其邻以益其宅”，为他新建了一处相国府，但晏婴回京之后，马上从相府搬回了原来低矮狭小的住处，同时将相国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
后来，景公还决定将富庶的平阳（今山东平阳东北）和棠邑（今山东聊城北）赏赐给晏婴。晏婴表示感激却不肯接受。他说：“以往，由于您热衷修建亭台楼阁，致使百姓筋疲力尽；由于您迷恋声色犬马，致使百姓贫困不堪；由于您动不动就对邻国兴兵打仗，致使百姓性命难保。直到现在，百姓们仍在怨恨朝廷和官府。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景公默默点头，但又问：“难道您就不想富贵吗？”晏婴答道：“我以为，当臣下的首先要为君主，然后再为自己；先为国，再为家。至于富贵，人人所盼，我怎能例外呢！”景公说：“那么，我应赏赐您什么呢？”晏婴随即表示：“如果您能下令减免渔盐商人的税收，对农民实行‘十一税’，再减轻各类刑罚，这将是我想得到的最大赏赐，我也将永远感激不尽！”景公十分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晏婴到了晚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给他的封地退回去。景公认为在齐国历史上从未有臣老辞邑的先例，坚决不同意。但二人推来让去，最终还是晏婴说服了景公，将封地全部退还，自己仅留下了一辆劣马驾着的破车。
晏婴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家人：丧事要从俭，绝不许厚葬。
正是基于“以民为本”的做人理念，从而使晏婴在多年之后仍然受到世人的敬仰。
（3）善始善终必有所成
所谓“事有终始”，《大学》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开头和结尾，善始善终是做人做事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路漫漫，困难重重，若想能得到日后的成功喜悦，我们首先就要拥有一种善始善终的坚持。
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从青年时代就立志写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为了写好这部通史，他游历名山大川，寻访先人踪迹，搜集民土风情、历史传说，做了大量的资料采集。然而因为“李陵事件”，司马迁遭受了人生奇耻大辱——被施以宫刑。面对这奇耻大辱，他曾想到了死，然而当他想到要写的史书还没有完成时，他毅然忍受生活的折磨，忍辱负重地继续进行未完的事业。正是由于文史公（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善始善终的毅力所至，我们后人才有幸得以一睹“无韵之离骚”这一千古绝唱。
能够做到善始善终的人是可敬的，只能善始不能善终的人是可悲的。
众所周知，程咬金家住山东历城斑鸠镇。年轻时，他身长力大，性情莽撞，经常闯祸，动辄与人厮打，当地人个个怕他，都称他“程老虎”。后因寻衅打死了一个捕快，铸成大罪，缓决在狱。三年后逢隋炀帝大赦天下，得以出狱。但家贫如洗，生活无着，被尤俊达收留合伙打劫。尤俊达送给他一把64斤重的宣花斧，还教他斧法，但程咬金总是记不住，学了后面忘了前面。最后，他总共就学会了三招。因程咬金身强体壮，勇猛过人，有了这把神斧如虎添翼。
不过，程咬金如果遇上了能躲过他前三斧的人就得赶快逃命，不然很可能就要吃亏了。
程咬金像有一次，秦王李世民杀了窦建德后，窦建德手下的元帅刘黑达兴兵犯关，要给窦建德报仇。他聘请了四位王子共破唐兵，其中三王手下的将帅武艺平平，屡败于唐兵。但南阳王朱登却谋略过人，武艺超群，唐兵很难制服他。一天，朱登到关下挑战，程咬金也不知朱登底细，自告奋勇去迎敌。两人互报姓名后，程咬金嚷道：“呀！你朱登乃是野种，不要走，看爷爷的斧吧！”说罢，他当头就是一斧劈下，朱登把枪一架；程咬金又一斧砍来，朱登大叫一声：“呵呀，好一员勇将！”话未了，程咬金猛地又是一斧，把朱登劈得汗流浃背，朱登见程咬金如此厉害，心中发慌，正待要逃。程咬金又一斧，朱登发现第四斧没有力量，第五斧、第六斧更是无力。朱登大笑道：“原来是个虎头蛇尾的丑鬼！”朱登挺枪来战，那程咬金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朱登趁势拦开程咬金劈来的斧头，扯出鞭来，打中了程咬金右臂，程咬金大叫一声“哎哟，小杂种，打得你爷老子好厉害”便狼狈地逃进了关，惹得众人大笑。
程咬金不能善始善终，只学会了三招斧头功。在这次战役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若不是他跑得快，小命就交待了。
明人杨梦衮曾说：“作之不止，可以胜天。止之不作，犹如画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告诉世人坚持下去的道理：世上的事只要不断努力去做，就能战胜一切，取得成功。但如果停下来不做，那就会和画饼充饥一样，永远达不到目的。
这是个浅显简单的道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忘了它。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遗憾。很多时候成功就距我们一步之遥，我们却在最后的关头放弃了努力，让胜利轻易地与我们擦肩而过！
要想成功，就要“作之不止”，决不能半途而废。当然，方法、计划可以调整，但决不要让放弃的念头占据了上风。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努力给事情一个完美的结局。有时，在顺境时，在目标未完全达到时，也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要因小小的成功就停步不前。
那些会做人的成功人士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坚韧执著、意志刚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而那些今天想干这个，明天又想干那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小事不想干、大事干不了，或遇到一点挫折就退缩徘徊，缺乏坚强意志和忍耐力者，无法做到善始善终，这就决定了他们最后只能一事无成。
最后，关于这一话题，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做人做事都应当努力追求最后的完美结局，这是成功者的要求，也是成功者的想法。
如果你能这样想并这样去做，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做得很好并且不会自满。因为很少有东西是完美的，即使是最好的产品都有缺陷。然而，在现实中就是因为你设立这样一个完美的目标，可以提升你对品质的意识，使自己做事变得非常认真，因为你会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完美。
只要你追求完美，就可以保证你善始善终，不被半途而废所害。而世界上为人类创立新理想、新标准，扛着进步的大旗为人类创造幸福的人，大多数就是具有这样追求完美素质的人。这些人能力出类拔萃，对于寻常、细微的每件事都能认真思考，不肯安于“还可以”或“差不多”，必求其尽善尽美，必求人格上的圆满。
【原典】
古之欲明明德①于天下者，先治其国②。
【注释】
①古之：古代的。第一个明是动词，昭明的意思；第二个明德指光明德行。
②先治：先要治理。
4明德天下，先治其国
【译文】
古时候，想要使美德显明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
“光武中兴”明德天下
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好皇帝，一方面因为在立国之初即以“怀柔施德之政”治天下；另一方面还因他当了皇帝之后仍像以前一样重视知识，“尊贤下士”，并且对曾经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予以厚待。
公元41年，刘秀做皇帝的第十七年，他衣锦还乡，大摆酒宴，款待父老。酒酣之际，刘秀的婶娘乘兴而起，说：“文叔小时候老实得很，柔弱温顺，连交际都不会，没想到今天做了皇帝。”刘秀听了，鼓掌放声大笑：“我治理天下，还是用柔道呢！”引得大家欢腾起来，齐声高呼“万岁！”所谓“柔道”，即怀柔施德之政，这是光武革除新莽弊政、中兴汉室的大政。
早在称帝前，刘秀听从了主簿冯异的意见，查问民情，平反冤狱，释放囚犯，废除王莽时代苛刻的法令，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制度，深受河北一带人民的欢迎。接着，刘秀少年时代的朋友邓禹从洛阳徒步赶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来投奔他。当日刘秀同邓禹谈论到深夜。最后，邓禹建言：“依禹之见，明公一向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叹服。当今之计，不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大业，救万民生命。以明公的才德，反掌之间，天下可定。”刘秀把邓禹的意见定为中兴大计，坚定不移，予以实现。在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用的仍然是“柔道”。冯异率兵去攻占长安，刘秀亲自送到黄河边，赐他一辆车马，一把宝剑，嘱咐他：“长安一带老百姓受王莽、更始、赤眉的兵灾，穷困到了极点。将军此去不一定要掠地夺城，重要的是除暴安良，安定人心。你要记住争取民心最重要。”
在进行征伐、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同时，刘秀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的政治经济措施。
首先，刘秀注意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使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完备起来。刘秀加强皇权的方法是仍设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任宰相，但加重尚书职权，扩大尚书机构。在朝中设尚书六人，分掌全国政事。尚书尽管官位低微，但“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职权极为重大。实际上逐步变成了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然后他把西汉时职权极大的三公，改为只是给那些有资望的功臣享受的名义上的尊荣，造成东汉政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这种尚书台制在东汉前期起到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作用。
刘秀像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必须集中军权，把地方权力集中在皇帝身上，这样才能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完备起来。罢除郡国都尉是刘秀集中军权的一个措施。西汉初设南北二军，郡太守和郡都尉每年秋季检阅一次。刘秀建立政权后，下令罢除内地的郡都尉，其职务由郡太守兼任。其后，又下令地方军队解甲归田，需要时再行招募，并由中央统一指挥。这样，就减少了地方官吏控制军队的机会，突出了中央军队的地位，皇帝可一手操纵全国军事力量的调拨、调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