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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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敢唱反调的大将黄克诚(1)

黄克诚对毛泽东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黄克诚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不下十次。

打曹甸,他和刘少奇、陈毅的意见有很大分歧。

两次与众不同的讲话,一对毛泽东,一对林彪。

说起黄克诚大将,熟悉他的人会告诉你他的两个很不雅的绰号-“黄瞎子” 和“黄老头子”。

叫他“黄瞎子”是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了眼镜就模糊一片。有时候夜行军,前面的人说有坑,要跳一下,他就跟着蹦。有一次前面的小鬼和他开玩笑,没有坑也跳一跳,他在后面也跟着一蹦一跳,逗得人们直乐。还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个影子,以为是他们司令部的什么人,就拍着那人说:“小伙子,好好走!”人们又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一匹白马的屁股……

叫他“黄老头子”,是因为他有气管炎,咳起来很厉害,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衣着打扮,有时候和农村的老人别无二致。

这里说两个故事。一次,他到十旅的司令部去。到了门口,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去,说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们的刘震司令!

人家不给找。后来就惊动了刘震,他出来一看,是黄克诚,就说:“这是黄师长!”

经过1959年的磨难,他又重新工作后,到总后去找洪学智。卫兵又把他拦住,问:“你这个老头子要找谁?”

他说:“我找你们部长。”人家说什么也不信。他说,你们找他来问问……

别看黄克诚的身体不是很好,“他的骨头却是很硬的!”这在党内外有口皆碑。他一生坎坷,多次挨整,但秉性不改,还是敢说,敢讲,敢唱反调。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心耿耿、犯颜直谏的忠臣。黄克诚与他们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只要是出以公心,就应该敢讲话”。

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日子里,人们常常慨叹,现在谁还敢唱“反调”啊!

这足以说明唱反调之艰难。我们这里记述的正是这位黄克诚大将敢唱“反调”的几件事。

黄克诚对毛泽东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在庐山会议上,他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

他是被毛泽东电召上山的。

上山前,他曾经到过湖南农村,也见到过彭老总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说实在的,他是反对“大跃进”的。

有一次,他在中央书记处开会,听谭震林讲山东的农业情况。应该说,谭震林是“大跃进”的支持者,谭异常兴奋地说:“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可达400斤哟!真是了不起!”

黄克诚听了直摇头。那时候小麦的产量还比较低。

会上,他拉住这位老战友,说:“老兄,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多少?”

谭老板和他也不见外,他们不仅是湖南老乡,在新四军的时候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说:“不是说过了嘛,400斤嘛!”

黄克诚说:“你骗鬼去吧!”

谭震林说:“我亲眼见的嘛!”

“你要说,有的地方亩产400,我信;要说平均400,只有鬼才信。”

可惜那时他的意见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搞人民公社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大势所趋,但他认为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

后来他到过湖南农村,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颇有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同时,他对湖南没有搞强迫密植表示支持。他说:“这就对了嘛,这样你们的粮食就比湖北、广东多了些,那里已经有人吃不上饭了。”

说这些话时,黄克诚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还对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不敢讲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

他还说:“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的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多少万吨钢……”

正因为有了这些,他上山以后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了。

他上山时,庐山正是云雾弥漫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书已经在会议上印发了。

他到的当天晚上,李锐、周惠和周小舟来看他,和他谈起了山上的情况,认为在小组会上不能多谈缺点,谁说了都会有压力。

黄克诚说:“我在书记处会上讲过,我黄克诚也算是个敢讲点真话的人,现在也不好讲了。”

说到彭老总的信,他说:“写信干什么?有话去找主席说就好了。”

“你对那封信怎么看?”

“我没有细看,粗看了一下觉得有问题,有漏洞,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再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

为什么不能对彭说,黄克诚当然知道。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历史上的那些恩恩怨怨,他也知道。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看法上有分歧,而且支持者占了上风,他更是清楚。

对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他也明白,叫他上山来自然是要他讲话,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明明知道这些,但到了小组会上,他的发言还是有他的性格特点,还是他黄克诚的风格。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

他对前些天会上讲大跃进不足的《会议记录》中的三条缺点,还觉不够,还要补充以下几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头一条为主导,后两条与之有联系。

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干脆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也可以。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

越说他越有气,“现有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

高扬到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还不是因为说了你的不好的一面。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有好心者向他使眼色,他不管,还是要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浪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这好吗?

我们一天到晚对群众说,要人家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的干部吃那么好,群众听吗?……”

他的这些话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欢迎,也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论。他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的火气也蛮大。”

至今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说起黄克诚的这次发言来,还都记忆犹新,说黄老那是掏心窝子的话啊!

那次会上,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他谈过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黄克诚总是“执迷不悟”。

实在不行,毛泽东要亲自出马和他谈话了。

作为毛泽东提名的总参谋长,应该说他身上有毛泽东欣赏的东西。毛泽东找他一起共进了晚餐。

毛泽东谈话历来是天高地阔,无所不谈,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

当他们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这时黄克诚说出了字字千钧的一句话:“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这就是黄克诚。这也正是人们说的,刀架在脖子上了,他还和别人论理。

黄克诚不这样认为,毛泽东是他信任的领袖,他认为就应该向毛泽东讲真话甚至提出批评,并希望毛泽东能够从谏如流。

此后毛泽东又和他谈过许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只是不同程度罢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主席给我戴五顶帽子。我和他争论起来了,说我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不同意。我和彭在一起共事,有的事情见解一致,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歧也很大,怎么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说我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我说,我怎么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是你调我来当参谋长的嘛!

我说我不行,是你非要我当。再说,他在山上,我在山下,相隔几千里……还有一顶,是说我们是湖南集团,我也不接受,同是湖南籍,在一起多说点话就叫湖南集团?主席说我们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我们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啊?如果说我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

……

黄克诚如此说法,也就必然会有后来的结果,因而有人说,黄克诚是自食其果,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黄克诚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不下十次

如果说黄克诚在革命队伍中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恐怕不下十次。

说来话长了。我们只能拣几件很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说一说。说起来今天的年轻同志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占上风。湘南特委坚决执行这条错误路线,提出耸人听闻的口号,就叫做:“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

这些“左”倾盲动主义者,异想天开地以为烧光杀光了,敌人来了没有房住没有饭吃,就可以不打自退了。

当时在永兴县委工作的黄克诚接到的指示是:县衙门要烧!土豪的房子要烧!县城的街道和商店也要烧!从衡阳到坪石公路两侧15里要统统烧光!

天啊,怎么能这么干呢?

县委书记对黄克诚说:“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黄克诚据理力争:“这么干老百姓是反对的,弄不好要出乱子。”

“出什么乱子?这是对敌人狠不狠的问题!你黄克诚是什么立场?”

“什么立场?老百姓的立场!”

“你是‘右’倾!对敌斗争不敢下手!”

“这不是对敌斗争,这是烧房子,我们这么干,老百姓不同意的!”

“你这是尾巴主义!!”

“你这是盲目蛮干,后果你来承担?”

年轻气盛的黄克诚不听这位书记的意见。

县委书记最后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必须执行!”

“这是错误的,我无法执行!”

“你不执行我就要严肃处分你!”

当时,黄克诚的心目中,党组织是无比神圣的,他可以反对一些人的决定,但绝不可对抗组织。

但在执行时他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只烧了县衙门而没有一条一条街地全烧,大部分房屋和商店硬是保留了下来。

从此,黄克诚就开始有了唱反调的名声。

实践证明,黄克诚的反调唱得是有道理的,当时坚决执行了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县委,引起了农民反水,把县委的干部几乎杀光了。

由于黄克诚一再和县委唱反调,县委就开会批评他“右”倾,要他写检讨。

黄克诚说,我没有错,写什么检讨?

于是,他的县委委员当不成了。

他到三军团的时候正是“立三路线”占上风,上上下下都吵嚷着打大城市。

黄克诚认为这是头脑发热,拿我们的那点力量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之后,研究下一步行动,他又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看法,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撤销了准备委任他为纵队政委的任命。

1932年,红一方面军决定打赣州,兵临城下了,他又大唱反调,在行军路上和彭德怀吵了起来,说:“彭老总,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彭德怀也是执行上级指示,他说:“不管什么路线,要打就得打胜!”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主动撤出战斗,从而保存了实力,幸未被追究。

但后来,他因为支持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反对错误的中央指示,被批判了一个多月。他和军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走路时吵,住下以后还接着争论。他对贺昌说:“我们要争论20年!”

这里我们要多说两句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关系。

黄克诚自己说过:“我和彭老总的关系,可以说是合作了一辈子,也吵了几十年,有时候是他对,有时候是我对。我当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时,在大楼里吵,不少机关干部都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吵哇?为了工作,言不及私,吵了也不会影响关系。”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三军团在广昌开会。黄克诚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了三师政委的职务。

红军长征途中,他又因为提意见反对打消耗战,被认为是“右”倾,调离他所在的三军团四师,当了司令部的侦察科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苏区打“AB”团,一开始,黄克诚也跟着杀过人,这使他一生痛悔不已,直至晚年,还在为此痛心。到了大打“AB”团的时候,他就拒绝再乱杀人了。他还安排被怀疑是“AB”团的人藏起来,坚决顶住肃反委员会的杀人命令,其结果不仅是被撤职,险些自己也掉了脑袋。

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黄克诚在新四军第三师又唱起了反调。

1943年的春天,正是莺歌燕舞的好时光,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却刮起了一场冷风——上级要搞什么“抢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