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了企业产品质量和信誉的提高。目前，很多企业存在严重的不注重产品质量、不讲企业信誉等问题。一方面，说明这些企业缺乏长远目光，没有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负担过重，生存能力脆弱。而税收过重，则是许多企业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社会保障意识。社会保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目前，许多企业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缴纳、劳动保护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负担沉重密不可分。如果税负轻一些、负担减一些，企业的社会保障意识也会强一些。
不仅如此，企业由于税负过重，也导致税企关系、政企关系不断恶化，企业和职工对执法部门、政府机关的对立情绪日益加重。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迫切希望企业能够做大、做强、做优，希望企业能够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却又在税收等方面不能给企业足够的支持和帮助，这显然是十分矛盾的。
“国有企业各种社会负担还比较沉重。”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勇2012年10月24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情况时如是说。
王勇谈到，一是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还没有完全分离。以中央企业为例，截至2011年底，央企仍然背负着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每年的费用补贴高达数百亿元，这不仅增加了央企的经济负担，也让央企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二是离退休人员管理和困难群体帮扶需要大量补贴。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还有困难职工等100多万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管理和其他负担；三是厂办大集体改革难度加大，解决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问题需要付出很大的改革成本。
王勇表示，要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企业社会负担。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集中力量解决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离退休人员社会管理等问题。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研究解决职工关心的实际问题，妥善安置转岗职工，做好职工技能培训和再就业工作，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
对于中小企业的减负问题，财经评论人叶檀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涉及财税体制等根本制度的变革，为了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在增加资本利得等方面的税收同时，当务之急是给中小企业减负，将中国的市场体制推向深入。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低效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人们无话可说。严苛的税收让多数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则会动摇国本。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已经超过4000万户，占全部注册企业的99%以上，其经营范围几乎涉及所有竞争性行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部工业总量的很大比重。只有中国的中小企业健康成长，中国经济才有百年根基。
中小企业税负总体而言不比国企低，由于在贷款等方面受到歧视，隐性成本远远高于国企。由于国企垄断了上游资源定价权与电网、高铁等基础建筑设施，民企被“铁箍卡住了咽喉”。
民企隐性社会成本居高不下，而民营中小制造业的利润大多在3%～5%，如果继续提高成本，中小企业会陷入倒闭。如果企业与员工缴纳的社保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社会运作成本，可以从整体上降低民企负担，有利于民企。
蜗牛一般背着沉重的壳缓慢前行，这样的企业，显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进步，并充分利用好出口这一手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力红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水平的不断上升，劳动者对收入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印度、越南等国家发展经济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赖以依靠的劳动力红利已经越来越没有优势，某种意义上讲，还成为劣势。如果我们继续维持高税负，显然会对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严重影响。一旦出口严重受阻，要想再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相当困难。
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和关注税负过重的问题，切不可再在高税负下发展经济。必须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改革现行的财政分配体制和税制，切实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让企业能够比较轻松地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国际市场竞争。尤其是目前，要尽快通过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让企业早日获得新的动力，早日走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无疑，无论是对大型国企来说，还是对民营中小企业而言，为企业减负，培植经济之本，才能巩固市场经济的成果，使我们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一些、更快捷一些、更稳健一些。
4.产业发展缺乏有力统筹规划
巴菲特说过：“并不是已经在下大雨的时候，诺亚才开始建造方舟的。”他一语道出了未雨绸缪、早虑不困的必要性。
2010年国务院国资委下达了除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之外，其他76家非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将退出房地产领域的“央企退房令”。
但是，两年过去，截止2012年上半年，主业非房地产央企出让房地产项目仅13宗；通过各大产权交易所进行房地产业务挂牌交易的非主业央企不足40家，而已完成交易实现“退出”的央企则更少。
位列清退名单的78家非主业央企共有房地产子公司227家，约占央企全部三级以上房地产公司数量的60%，看来退出没有那么容易，也许就是一件遥遥无期的难事。
设想当初在房地产业发展初期，有一个产业发展统筹规划，何至于此。
中国的光伏产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缺乏统筹规划、一哄而上的过程。
由于没有准入“门槛”的限定，2006年以来我国光伏企业的成长速度好比雨后春笋，到2010年就有10多家光伏企业在海外上市。2011年，全球光伏产业集体遇冷，欧美、亚洲曾经“高补贴，高增长”的产业盛况不复存在。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主要光伏产品市场纷纷调低政府太阳能补贴。在欧美等国的光伏产品需求量跟不上国内供应量后，光伏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的消息此起彼伏，行情一落千丈。加之2012年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光伏产业进入苦不堪言的“严冬”，若干光伏小企业寿终正寝。即便是有名的、被当地政府捧为“明星企业”的尚德、赛维等光伏龙头企业，也品尝了光伏产业一哄而上、缺乏统筹规划的苦果。
不仅是工业行业缺乏统筹规划，盲目建设文化产业也带来无序和混乱。
仅仅一个曹雪芹，竟有四五个故里。曹雪芹故里被河北唐山市丰润、辽宁辽阳、辽宁铁岭和江西南昌市武阳四地争夺，在尚无国家级学术定论的情况下，各地资源纷纷投入并且声势浩大，堪称中国名人故里争夺“第一大战”。
诸如此类的“历史名人造城”怪象，远不只曹雪芹。近年来，持续喧嚣的故里之争，还卷进了李白、老子，甚至是孙悟空、西门庆这样的文学人物。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三地的李白争夺战早已剑拔弩张。
安徽涡阳县、河南鹿邑、甘肃临洮则为了老子大动干戈。甘肃省临洮县宣布，大手笔建造“老子文化园”；河南鹿邑举行了纪念老子诞辰2579周年公祭大典，并对外宣布将举办“中国·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节”；2009年，安徽涡阳县计划投资不少于5亿元，建“老子文化生态园”，打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家文化圣地。
如此缺乏有规划的统筹和调控，带来同质化的文化景观、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以及建成之后的恶性竞争，这样的建设，无一不是地方政府各自买单，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在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宽带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LED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药产业政出多门，缺乏行业统筹规划，方兴未艾的物流产业也是缺乏行业统筹规划……
即使事关生态环境、事关人们健康的节能减排产业发展也缺乏一个明晰的产业规划。由于节能减排产业未能作为一个产业门类给予清晰界定和统筹考虑，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没有其产业地位。没有国家战略指导，节能减排产业发展陷于盲动，国内市场面临被跨国公司瓜分的风险。
欧洲自“二战”以后，经济发展得非常快，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的产业规划定位非常好。例如，德国就是汽车产业，制造出全世界最好的汽车；法国就是服装产业、红酒产业、轻工业产业；荷兰则是农业产业，还有飞利浦品牌的高端产业；意大利则是独树一帜的皮具制造产业。这些国家，它们的产业分工、产业集聚度非常高。
最后，让我们回到我国的光伏产业。现在，光伏产业价格呈现下滑趋势，光伏企业出现亏损，但挑战中也孕育着大好的机遇。伴随光伏系统价格降低，太阳能发电成本竞争力提高，如果我们能够从国家层面对整个光伏产业进行统筹研究和规划，通过重组整合，提高企业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光伏产业必将如凤凰涅盘一样浴火重生！
其他产业的发展，也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