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浮屠与佛》，主要是论证中国最古佛典翻译中的“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uddha，而是间接通过吐火罗文A（焉耆文）pat和B（龟兹文）的pud、p d 译过来的。一个字的音译，看来是小事一端，无关宏旨，实则与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有关，决不可等闲视之。文章中有一个问题颇感棘手，这就是，吐火罗文的pat、pud和p d都是清音，而“佛”字的古音则是浊音。由于周燕孙（祖谟）先生的帮助，这个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从那以后，虽然有时仍然有点耿耿于怀，但是没有认真再考虑这个问题。
最近几年读书时读到一些与此问题有关的新材料或者对旧材料的新解释，觉得有必要对那篇文章加以补充和扩大，于是写了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一、“佛”字对音的来源；二、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
一、“佛”字对音的来源
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1947年那篇文章遗留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清音与浊音的对应问题。原来我认定了对音的来源是清音。周燕孙先生的解释也是从这个角度上下手的。但是，时隔40年，现在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可能看到的新材料，我们大可以不必这样去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地去解决问题了。
“佛”字的对音来源有极大可能就是浊音。
本来在回鹘文中“佛”字就作 but，是浊音，这我在那篇论文中已经讲过。可是我当时认为“佛”字是译自吐火罗文，对回鹘文没有多加考虑。这至少是一个疏忽。许多佛教国家的和尚天天必念的三归命，在回鹘文中是：
归命佛（南无佛）namo but
归命法（南无法）namo drm
归命僧（南无僧）namo sa
在这里，梵文buddha变成了but。回鹘文中还有一个与梵文buddha相当的字：bur。梵文中的dev tideva（天中天）在回鹘文中变成了t rit risi burxan。burxan这个词儿由两个词儿组成，一 bur，一 xan。bur就是buddha。这个词儿约相当于吐火罗文A的pt nkat（kass4i）和patt nkat（kass4i），B的pudnakte或（kass4i）pudnakte。
这个bur是怎样来的呢？根据.von Gabain的意见，它是由but 演变过来的。她认为，在中国北方的某一个方言中，-t 读若-r，中国人把tatar 音译为“达怛”（古音以-t 收尾），也属于这个范畴。
H.W.Bailey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但是“佛”（Buddha）也用另一种形式从中国传入中亚。西藏文hbur 表示出八世纪顷汉文“佛”字的读音，这个-r 代表从尾音-t 发展过来的汉文尾音辅音。粟特文复合词pwrsnk bursang“佛陀僧伽”中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从粟特文变成了回鹘文bursang，以同样的形式传入蒙古文。回鹘文（在蒙古文中作为外来语也一样）burxan的第一部分，可能就是这同一个bur-“佛”。于是回鹘文tangri burxan 意思就是“天可汗佛”，但是这个含义不总是被充分认识的，以致摩尼教回鹘文典籍中burxan zrusc 意思是“Burxan 琐罗亚斯德”。在另一方面，日文借用了带-t的字，Butu（Butsu）。
他对tr的解释同von Gabain 稍有不同。但是，这是从中国传入中亚的，证据似还不够充分。
上面我谈了回鹘文中梵文uddha变为but 然后又由but变为bur的情况，其间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亚新疆的古代语言。我现在专门来谈buddha在一些语言中变化的情况。
从上列这个表中，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夏文，在这里，原来的梵文元音u变成了o或ou，此外则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类是其他属于伊朗语族的文字，在这里变化较大。与梵文原字相比，差别很明显：由原字的两个音节变为一个闭音节，原字的尾元音-a（巴利文是-o，梵文体格单数也是-o）丢掉了。唯一有点问题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语尾上有-y或-yy，可能代表一个半元音。即使是这样，也并不影响大局，-y 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梵文-u相对应，它可能仍然是一个音节。
至于在1947年那一篇论文中最让我伤脑筋的清音浊音问题，在这里已不再存在了。这里绝大部分都是浊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栗特文是清音。
但是，根据 H.W.Bailey的解释，这也不是问题。他说：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语族的浊辅音b d g在字头上变成摩擦音βδγ，在含有b d g的外来词中，它们都需写成p t k。因此，pwty这个拼法就等于ut-。在新波斯文中，but与这个形式正相当，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义在新波斯文许多章节中仍很明显。
这样一来，清音浊音问题中残留的那一点点疑惑也扫除净尽了。
Bailey 还指出来，Bundhisn中有but这个字，它是企图用来代表vesta中的iti这个字的。新波斯文证明有uti这样一个字的，这个字与粟特文的pwty 完全相应。学者们认为，这就是uddha“佛”。
根据上面的叙述，1947年论文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全部彻底解决了。再同“佛”与“浮屠”这两个词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大夏文中与梵文uddha对应的字，有两个音节，是汉文音译“浮屠”二字的来源，辅音和元音都毫无问题。第二类其他伊朗语族的文字中，与uddha对应的字只有一个音节，是汉文音译“佛”字的来源。难道这还不够明确吗？这个极其简单的现象却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下面二中再详细阐述。
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吐火罗文的问题。德国学者ranz Bernhard 写过一篇文章：《犍陀罗文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主要是论证，佛教向中亚和中国传播时，犍陀罗文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举出“弥勒”这一个汉语音译词儿来作例子。他认为，“弥勒”这个词儿是通过犍陀罗文Metraga 译为汉文的。他在这里顺便提到“佛”字，并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论文：《浮屠与佛》。他说：没有提供一个详尽的论证，我想指出，人们可以看到，汉文“佛”字音译了一个古吐火罗文but-（可以和西吐火罗文‘pudnakte’中的‘pud-’与东吐火罗文‘ptankat’相比）——由此可见，“佛陀”是一个次要的（晚出的）形式。
证之以我在上面的论述，Bernhard的构拟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这也从正面证明了，我对“佛”字来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二、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我在1947年的论文中曾作过推测：
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
《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式一定就在这个时候……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
“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
我当年作这些推测的时候，自己心里把握不太大，觉得颇多浪漫主义。我说的话似乎超过了我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时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现，再回头看我这些推测，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说的直接发生关系，现在看来就不妥——大部分意见是站得住脚的，我颇感自慰。但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43年。现在根据新材料做一些补充与修正，看来正是时候了。
总起来看，我在上面一《“佛”字对音的来源》中得出来的结论：大夏文基本上保留梵文uddha的原形，有两个音节，正与汉译“浮屠”相当。
伊朗语族其他文字，只留下一个音节，正与汉译“佛”字相当。“浮屠”出现在前，“佛”字在后。这与我的推测是完全相符的。
我现在想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回答：大夏语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犍陀罗文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伊朗语族诸语言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看来《四十二章经》是一部关键性的书，我在下面就围绕着这一部书分成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
（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
《四十二章经》的真伪过去是有争论的。梁启超认为是伪，汤用彤认为是真，现在学术界接受的一般是后者的意见。汤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得到了这样几点结论：1.《四十二章经》出世甚早，东汉桓帝以前已经译出。2.前后共有两个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