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埠大捷
国民党军在商潢战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又调集重兵10多万人，拟从皖西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当时皖西国民党军共有12个团的兵力，以苏家埠为枢纽，北起六安城，南至霍山，沿淠河东岸的韩摆渡、青山岩、马家庵设防。苏家埠守军为岳盛喧第46师138旅和136旅旅部另一个团。
红四方面军时有兵力4个师30000多人。面对强敌和即将来到的激烈战斗，张国焘动摇了，他不同意四方面军向皖西发起进攻。徐向前在陈昌浩支持下，力陈进军皖西之利；张国焘才不得不收回错误主张，同意徐向前率军东进皖西，消灭盘踞在大别山东麓淠河东岸之敌，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创造条件。
1932年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研究决定；红12师留在商潢地区活动，第10师、11师东进皖西作战。红四方面军东进皖西作战，受到了皖西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3月21日，皖西北道苏维埃政治部专门下达了《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全安徽的工农群众要配合红军行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军阀。各县、区、乡都成立了招待所、站，具体负责红军的物资供应和战斗支援。皖西的干部和群众还提出：红军“要人有人，要粮有粮！”
徐向前率第4军两个师在独山与旷继勋指挥的红25军73师、霍山独立团会合，听取了旷继勋介绍的皖西敌情。红四方面军总部讨论决定：在地方武装和群众支援掩护下，以红军主力3个师东渡淠河，从侧后分别包围六安、霍山之间的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采用“围点打援”战术，歼灭来自六安、霍山以及合肥、潜山、蚌埠方向来援之敌于斗拔河以东地区。
3月21日傍晚，方面军总部率第10师、11师、73师，在皖西群众帮助下，从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架起浮桥，以迅速、隐蔽、突然的动作渡过淠河。22日拂晓，红军实施战役展开。红4军主力展开于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六安城郊一线，卡住了国民党军的咽喉。接着，红73师、霍山独立团扫除了青山店外围之敌，并包围了青山店。当日上午，红10师先头团击溃由苏家埠出援青山店国民党军两个团，并乘胜猛追，包围了苏家埠。红11师向北疾进，韩摆渡、马家庵等地国民党军闻风逃进六安城内，红军不战而克韩摆渡、马家庵等地。23日，六安国民党军以第137旅274团和警备第2旅1个团出援苏家埠，进至韩摆渡附近，遭红11师一部及六安独立团夹击，国民党军警备团逃入苏家埠，第274团窜进韩摆渡。红11师一部和六安独立团当即包围了韩摆渡之国民党军第274团。红四方面军就此完成了分割围点，实现了战役的第一步计划。徐向前决定以少部兵力监视霍山之敌；以红11师两个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韩摆渡、苏家埠之间占据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打击六安方向的援敌；红10师29团为总预备队。部署妥当后，徐向前赶到距苏家埠一里多路的前线指挥所，靠前指挥。
31日，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岳盛喧赶到六安城南十里铺督战，指挥六安国民党军4个团，霍山国民党军4个团，在飞机掩护下，分南北两路增援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诸点。国民党军8个团来势凶猛，战斗非常激烈。徐向前总指挥一手拿着烟斗，一手举着望远镜，站在前沿高地上，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听取汇报。国民党军再次蜂涌般迫近红军打援阵地，枪声十分紧骤。徐向前放下望远镜，猛吸了一口烟，从容不迫但又是斩钉截铁地命令：红10师严密封锁并防止苏家埠敌人突围；总预备队第29团投入战斗，与11师打援部队从东西两侧，钳击突入凉水井、桂家老坟之敌；73师坚决消灭霍山来援之敌。经过激烈而残酷的战斗，红军歼灭六安来援之敌273团。敌警备旅1个团逃入韩摆渡，岳盛喧率部逃回六安。霍山援敌警备第二旅两个团也被红73师击溃，逃回霍山。青山店国民党军拼死突围，被红军歼其大部，余部逃入苏家埠。青山店被红军占领。
韩摆渡、苏家埠两点国民党军被红军围困至4月中旬，弹缺粮尽；飞机来空投粮弹，又多为红军所得。国民党军只好靠吃野菜、树皮度日。两据点上万群众更是粮米断绝，饮烟不冒，饥饿号哭。红十师师长王宏坤，湖北麻城人，18岁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第28团连长、副营长、第30团营长、团长。当时，他与政委甘元景联合写信，通知苏家埠国民党军第136旅旅长王藩庆，要求其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放上万群众出镇。次日下午，王藩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从苏家埠镇北小桥放了群众。韩摆渡的国民党军也在红军协商和敦促下，放了饥饿的居民。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会同地方政府，对群众作了妥善安置，充分表现出了红军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红军对被围困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国民党军饥饿难熬，斗志全无，携械投诚者，日渐增多。
六安、霍山国民党军多次增援苏家埠、韩摆渡，均被红军击败，有生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无力再援。六安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岳盛喧，惧怕被红军围歼，留下一个团守城，自率一个团守金家桥，天天向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告急。陈调元无计可施，只好向蒋介石连电求援。4月下旬，蒋介石任命其嫡系第7师师长历式鼎为“皖西剿匪总指挥”，率第7师、12师、57师、55师、警备第一旅共15个团20000余人，自合肥出动，分两路增援苏家埠和韩摆渡守军。
时红四方面军仅有3个师9个团，不足20000人，面临背水作战的境地。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值淠河涨水，红军没有退路，而且当前形势是敌众我寡。在此情况下，张国焘又动摇了，提出撤韩摆渡、苏家埠之围，退过淠河。徐向前则认为：“一是援敌虽多，但除第7师未经我打击，战斗力较强外，其余的12、55、56师等部队，均遭受过我军的打击，里面有不少人是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士气不振。二是敌远道而来，为疲劳之师；我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兵力虽少，胜敌一筹。三是在丘陵地带作战，具有便利发挥我军野战、近战长处的地形条件。四是有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我军的士气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打，仓促撤退，被敌追击，或是打了吃不掉敌人，而被援敌和苏家埠、韩摆渡的守敌两下夹攻，后面只有一个渡口，你士气再旺，也会吃大亏的。”“你觉得自己最艰苦，上不去，顶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是敌人最困难的时候，谁能硬着头皮打，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胜利。而且，这时淠河涨水，没有桥过不去。如果撤围，我军即遭敌东西夹击。不能撤退，只能硬着头皮打！（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84页。）徐向前在陈昌浩支持下，决心打好这一仗。张国焘也无甚妙策，只得收回撤军意见，同意打下去。根据当面敌情，徐向前决心集中主力，以逸待劳，歼其一路，挫敌锐气，遂决定集中兵力于六安以西的樊通桥、戚家桥一带构筑工事以待来敌；以第73师于樊通桥以东两侧地区伺机迂回包抄援敌；以六安独立团和73师一个营至陡拔河以东，诱敌深入；以第10师30团、第11师32团及地方武装继续围困苏家埠和韩摆渡之敌。
5月1日，历式鼎先头部队第7师19旅轻敌冒进，红218团和六安独立团稍作抵抗后，便后撤二线阵地诱敌深入。国民党军第19旅指挥官邀功心切，不顾一切地冒雨渡过陡拔河，即遭红73师猛击，予以重大杀伤。时国民党军第19旅旅长未见后续部队跟进，处于孤军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方醒悟中计，乃仓促后撤。时逢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国民党军第19旅各单位纷纷夺路后撤，人马拥挤，混乱不堪。历式鼎之后续部队不明前方情况，仍向西疾进。顿时，陡拔河两岸之国民党军前后拥挤，人马车炮混杂，互相倾轧践踏，阵势大乱。旷继勋当机立断，命令红73师乘机反击。国民党军落水者无数，被击毙、砍死者比比皆是，血流漂橹。不到半日，第19旅便被歼大部。
河东之国民党军见先头旅失利，便仓促抢占附近制高点，企图负隅顽抗。旷继勋率红73师乘胜渡过陡拔河，向河东国民党军猛烈攻击。时徐向前亲自指挥红11师主力以及六安独立团，由六安城南向河东国民党军右侧后包抄；红10师主力由戚家桥向东国民党军之左侧包抄，遂将东岸国民党军完全包围。接着，徐向前发出总攻令。红军7个团和游击队、赤卫军对历式鼎部队实施多路突击、穿插、分割、纵深楔入，很快打乱了历式鼎的指挥系统。失去指挥的国民党军，更加混乱。红军和地方武装与被分割包围之国民党军激战至下午5时，歼灭国民党军20000万余人。总指挥历式鼎于翌日被红217团3营9连活捉。
回头再说苏家埠方向。当历式鼎的增援部队到达戚家桥一带与红73师激战时，国民党军第136旅旅长王藩庆即以团为单位突围。国民党军第137旅旅长刘玉林率部拼命突破了红10师的第一道防线，双方在战壕内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时值梅雨季节，战壕内积着没膝的污水。两军混战，血水雨水交融一起。红10师师长王宏坤调预备队及时出击，终将国民党军逐回镇内，恢复了原有阵地，并乘胜追击。北街国民党军见红军杀来，急烧吊桥，桥上百余名国民党军烧伤，落水者甚多。被隔于街外的三百余名国民党军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做了红军的俘虏。在苏家埠镇东，王藩庆亲自指挥两个团，以六挺机枪并排开路，企图打开缺口夺路逃窜。红军甩出排子手榴弹，接着跃出战壕，与国民党军白刃格斗。不到1个小时，饥饿数十日的先头营即被消灭大部。王藩庆只好率部龟缩镇内，再也无力突围。
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总指挥历式鼎，取得了打援战斗的胜利，紧接着展开了强大的军事围攻与政治喊话，进一步瓦解饥饿疲劳到极点的国民党军。连日来，国民党军结伙投降、开小差逃跑的人越来越多。这时，红军俘虏了王藩庆的一个团长，说服他回去劝说王藩庆投降，并提出最后通牒，命令136旅和137旅无条件投降。
5月8日清晨，苏家埠国民党军第136旅、137旅在王藩庆和刘玉林带领下，无条件投降了。在镇东南“新安会馆”广场上，红10师师长倪志亮举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受降仪式。投降的国民党军将各种枪炮和设备，分类整齐地放在广场上，官兵按连、营、团建制列队。国民党军第136旅少将旅长王藩庆、137旅少将旅长刘玉林率两旅连以上军官迈着整齐的步伐，同时举手敬礼，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受降代表红10师师长王宏坤投降。与此同时，韩摆渡守敌2000余人，也向红11师无条件投降。
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以不足20000万人的兵力，在地方赤卫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共歼敌35000余人，其中俘敌总指挥历式鼎及5个旅长、11个团长以下官兵20000余人，缴枪20000多支，机枪171挺，各种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一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苏家埠战役后，中央分局和四方面军总部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红74师、75师，归属红25军，活动于皖西。战后，红四方面军的通讯设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扩建了两个电台。宋侃夫、王子纲负责第一台，跟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鄂豫皖军委；蔡威负责第二台，跟随红25军活动于皖西。中央苏区电台的老康（曾三），曾给予四方面军电台以很高评价。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参谋主任舒玉章十分重视电台工作，处处给予关心和照顾。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也曾亲自交代保卫局长周纯全，通过地下关系到敌占区购买电子管、电池等电讯器材，以保证电台能顺利工作。（宋侃夫：《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
苏家埠战役，是鄂豫皖红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缴获最多、代价最小、战果最大的一次伟大胜利；它创造了“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它开创了万名敌军列队缴械投降的先例。5月23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来贺电，指出：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兴奋。”
大战潢光
当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皖西苏家埠地区作战时，国民党军张钫第20路军以两个旅进驻潢川南北及其外围地区，并趁隙以一个旅进占了潢川、固始之间的桃林铺，一个旅进占了潢川东南的仁和集，一个旅进占了潢川、商城之间的双柳树。郜子举新编第20师进驻光山县城及其以南的椿树店、槐树店等地。
1932年6月初，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10、11、73师和少共国际团挥师西进豫南商城地区，与红12师会合。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等方面军领导人在得知上述敌情后，决定收复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发起潢川、光山战役，向西扩大根据地，与湘鄂西的红军相呼应。根据张钫“巩固潢川，四处分兵，广占地盘”的部署特点，决定先将国民党军张钫第20路军分割包围，然后予以各个歼灭。为此徐向前以红10师由商城直出光山南部，钳制光山张钫部郜子举新编第20师；红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分别围歼双柳树和仁和集之敌；以红11师秘密插至潢川以南、光山以北的璞塔集、彭店地区，切断潢川同双柳树、仁和集守敌之间的联系，并准备打击和歼灭由潢川出援的敌人。
6月12日，红10师以奔袭手段歼灭了椿树店、槐树店郜子举新编第20师的1个团大部，并乘胜进抵光山县城。红12师包围了双柳树国民党军第228旅；红73师包围了仁和集国民党军一个旅；红11师秘密进入璞塔集以南地区。至此，红军完成了分割包围的第一步战役计划。
红12师师长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第一期毕业，参加过东征作战，救过蒋介石的命。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贺龙部任营长。1928年在上海出色地主持过****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
当日夜、陈赓对双柳树之敌采取“围三阙一，虚留生路”，诱敌突围，于运动中予以歼灭的战法，以主力从东、南、西三面猛攻，虚留北面为“生路”；另以一个多团的兵力设伏于双柳树以东环山以北地区，待歼突围之敌。双柳树国民党军第228旅旅长范龙章所率两团在红12师的三面攻击下，果然从北突围逃跑，当即遭到陈赓预伏部队的迎头痛击，红12师主力亦猛压过来。范龙章率部即转向西北逃窜。红12师追至传流店以南的薛店地区，终将228旅包围，并于次日全歼该敌。范龙章在逃跑途中被红军击毙。
双柳树之国民党军第228旅被歼，仁和集被围，光山国民党军郜子举又频频告急，张钫慌了手脚，乱了心志，北调南遣，指挥接连出错。他以76师参谋长李亚光率两个团兵力进占璞塔集，企图屏障潢川，伺机南援。
璞塔集是一个较繁华的集镇，镇东、南、北三面墙高沟深，西边是一条深水河。李亚光率部刚到达璞塔集，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遭到在此待敌多时的倪志亮第11师的三面包围。李亚光虽然凭借璞塔集良好的地势和坚固高大的寨墙顽抗，但部队行军疲劳立足未稳，仓猝应战，不到一天，即被红11师全歼，李亚光也被红军活捉。
此时，被红73师和少共国际团包围在仁和集的国民党军李万林旅军心更加动摇，斗志愈加消沉。寨西一个多团不待命令，抢先向西突围逃窜，其它部队更加惊慌混乱。红军乘敌混乱指挥失灵之机攻入寨内，经数小时战斗就全歼守敌，旅长李万林被活捉。突围之敌亦于仁和集以南的谭楼地区被红军全歼。
前后五天时间，红四方面军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收复了被敌占领的地区，进一部扩大了潢川、光山南部苏区。威震鄂豫皖，历时8个月的反第三次“围剿”作战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在连续8个月的战斗中以3万余人的兵力歼灭蒋介石正规部队近40个团，6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至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多万。建立了红安、麻城、黄冈、陂安南（黄陂、黄安南部）、河口、陂孝北（黄陂、孝感北部）、罗山、光山、潢川、赤城（商城及其北区）、赤南（商城南区）、固始、信阳、六安、霍山、五星（霍山西部燕子河地区）、霍丘、红山（英山）、罗田、浠水、广济、黄梅、太湖、宿松、潜山、舒城26个县的革命政权，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5座县城。红军主力部队除组成两个军6个师外，还建立了4个独立团和1个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计45000余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发展到20余万人。这期间，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反第三次“围剿”中，尽管张国焘大搞火线“肃反”，但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仍然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地和敌人战斗，不断取得胜利。指战员们在不知明天命运如何，甚至在明知要被捕杀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动摇逃跑。当被捕的指战员被保卫局暂时放出来编成突击队时，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舍生忘死、冲锋陷阵，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在“火线肃反”中，张国焘又以“改组派”第三党“****”的罪名杀害了红10师师长陈奇和红75师政治委员戴克敏等一大批红军的忠勇将士来以此打击迫害黄麻起义领导人，达到他军阀独裁统治的目的。
陈奇（1904—1932）湖南桂东县人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特支支部书记、县委书记、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大队党代表、率部长期驻守井冈山。后任红8军第4纵队司令员、红四军第十师政委。被张国焘以“改组派”、“第三党”、“****”的罪名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28岁。
戴克敏（1906—1932）湖北黄安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党员。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与吴光浩率部开辟木兰山游击区，后任工农革命军第7军、第11军31师党代表，参与领导柴山堡地区的武装斗争，1929年与徐向前共同起草了****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军事问题决议案》。1930年起先后任第一军第一师、第4军十师28团、四方面军75师政治委员。1932年夏在皖西前线被诬为“改组派”而被捕，不久即被张国焘秘密处死于新集，牺牲时年仅26岁。尽管这样，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仍然创造了四战皆捷的辉煌胜利。假如没有张国焘的大“肃反”和其他错误的干扰，可以肯定地说，红四方面军在这一时期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并开始实行军阀统治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四战皆捷的伟大胜利，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是因为根据地和红军已打下良好基础；是因为总指挥徐向前艺术地抵制了张国焘“占领一、二中心城市”，准备短期内“造成湘、鄂、赣、闽和河南、安徽整片赤区的基础”这一军事方针中“左”倾冒险的错误，成功地运用了“围城打援”和集中兵力打敌弱点，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战术，“对点上的敌人，采取持久围困的办法，而对来援之敌，则抓紧时间，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予以消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42页。）；是因为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和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是因为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受到全体军民的全力支持和衷心拥护；是因为有强有力的战时政治工作的威力，总政委陈昌浩等负责人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红四方面军才取得四大战役的胜利，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才有迅猛发展的鼎盛局面。